从南海基地回来的第三天，秦念收到了一封信。
不是电子邮件，不是工作便函，不是内网通知。是一封贴着邮票、盖了邮戳、通过邮政系统一站一站送到她手里、实实在在的信。信封是普通的牛皮纸，上面用工整的钢笔字写着地址和收件人，字迹算不上漂亮，但一笔一划写得极其认真，像是在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事。
寄件人一栏写着：李海洋。
秦念拿着信在办公室门口站了一会儿。
她的办公室在三楼。走廊的窗户朝西，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在灰色的水磨石地面上拉出一道长长的光带，一直延伸到走廊尽头的消防栓那里。走廊很安静，隔壁总体室的几个年轻人应该在午休，没什么动静。远处隐隐传来工地上打桩的声音——研究所正在扩建新的试验厂房，工期很紧，日夜不停。
她用裁纸刀小心地划开信封，抽出里面折成三折的信纸。信纸是普通的横格笔记本纸，边缘有些毛糙，像是从本子上撕下来的，背面能看到另一页残留的圆珠笔印。字迹说不上漂亮，但每一笔都很用力，有些地方能看出写错了又涂改的痕迹，墨水的颜色前后也不一致，显然不是一口气写完的。
秦总师：
您好。冒昧给您写信，不知道会不会打扰您的工作。
我是李海洋，就是那天在潜艇上给您送水那个水兵。王艇长把您的话转达给我了，说您要请我吃饭。我特别感动，晚上躺在铺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就想给您写封信。
我以前从来没想过，造导弹的总师会记住一个水兵的名字。
那天您问我为什么来当潜艇兵，我说总得有人来。回去之后我想了很久，我觉得这个回答不够好。真正的原因其实是：我觉得当兵光荣，能保护别人很光荣。我小时候家在青岛农村，靠海，但家里穷。我爸是渔民，一年到头出海打鱼，也挣不了多少钱。赶上休渔期的时候，家里一点进项都没有。我妈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光药费就是一大笔开销。我考上高中的那年，家里实在是拿不出学费了，是村里人一家一户凑的钱，你五十他一百，硬是凑出来的。
所以我总觉得，我欠这个国家、欠这些人很多。我当兵，不全是因为不怕苦，而是因为想把欠的这份情还上。
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我没念过多少书，写不出什么大道理。
那天您摸导弹舱盖的样子，我偷偷看见了。您的手放在那上面的样子，不像一个总师在检查设备，更像一个妈妈在摸自己孩子的额头。我当时就想，原来造导弹的人，是把导弹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那我们的潜艇又是谁的孩子呢？
我想不出答案。但如果有一天您再来，我可以带您去看一看我们艇的轮机舱。那里的温度常年四十多度，噪音很大，说话要靠喊，戴着耳罩都挡不住那个声音。但轮机班长说，这台机器就是潜艇的心脏，他的任务就是保证这颗心脏一直跳动，他在机器在。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有光。
我觉得他是把轮机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写得太多了。您肯定很忙，我不应该浪费您的时间。
只是为了告诉您：您让我好好干，我一定会的。您请我吃饭的事，我记住了。等下次靠岸，我请您吃我们青岛的辣炒蛤蜊。我妈做的辣炒蛤蜊最好吃，我休假的时候跟她学了，应该不会太难吃。
祝您身体健康。
水兵 李海洋
2015年10月18日
秦念看完信，把信纸重新折好，对齐边缘，放回信封里。她没有马上收起来，而是拿着信封又坐了一会儿。窗外的光线在移动，那道从走廊照进来的光带不知不觉已经挪到了墙角。
她拉开办公桌最下面一个抽屉。那个抽屉她很少打开，里面放着几本旧笔记本、几个牛皮纸信封，和一张用相框装起来的老照片。照片上是二十多年前的一个集体合影，一群人站在一艘核潜艇前面，穿着款式老旧的军装和工作服，笑得都很年轻。
她把李海洋的信封放在笔记本上面，合上了抽屉。
然后她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是研究所的院子。几棵老槐树的叶子已经落了大半，光秃秃的枝丫在秋风里轻轻摇晃，地上铺了一层枯黄脆响的落叶。院子里停着几辆军车和一辆通勤班车，几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技术人员正从试验楼里走出来，手里拿着图纸和文件夹。有说有笑的，不知道在聊什么。
她想起了很多年前。
那时候她刚从大学毕业，分到核潜艇设计所。所里有一位老钳工，姓张，大家都叫他张师傅。张师傅没上过大学，连中专都没读过，解放前在一家修械所学徒出身。但钳工技术在全所数一数二，他加工过的零件，光洁度能和镜面比，精度比当时所里那台老掉牙的数控机床还高。
有一次秦念设计了一个复杂的连接件，图纸上标了一大堆公差尺寸，自己觉得天衣无缝。张师傅戴着他那副老花镜看了半天，把图纸还给她，说了一句话：“姑娘，这个设计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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