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是当时全国最高学府，汇聚了天下英才和顶尖的学者。
在这里，班固如鱼得水，不仅系统学习了儒家经典，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比如后来成为东汉名臣的崔骃、李育等人。
他们经常一起讨论学问、纵论天下大事，班固的学识和眼界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升。
在太学的七年里，班固的名声越来越大。
他不仅学问好，而且为人正直，待人诚恳，就连当时的东平王刘苍都听说了他的名声。
刘苍是汉明帝的弟弟，深受皇帝信任，被任命为骠骑将军，准许他选拔四十多位幕僚。
刘苍特意派人邀请班固加入自己的幕府，班固欣然前往，写下了《奏记东平王苍》，为刘苍举荐了多名贤才，大多被刘苍采纳。
这段经历让班固初步接触了官场，也让他看到了东汉王朝的政治运作模式，为他后来编撰《汉书》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一则噩耗传来——班彪病逝了。
正在太学求学的班固悲痛欲绝，立刻动身赶回扶风老家奔丧。
居丧期间，班固整理父亲的遗物，看到了那部尚未完成的《史记后传》。
书稿字迹工整，却有许多地方还带着涂改的痕迹，有些篇章甚至只有大纲，没有正文。
看着父亲的心血之作，班固想起了父亲生前的嘱托，想起了王充的预言，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责任感：他要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编撰一部完整、详实、正统的西汉史书。
这个决定，改变了班固的一生。
他不会想到，这个看似简单的“继承父志”，会让他身陷囹圄，也会让他名垂青史；会让他得到皇帝的赏识，也会让他卷入政治的漩涡，最终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东汉，修史可不是一件随便的事。
当时朝廷对史学控制极严，私人编撰国史被视为违法行为，一旦被举报，后果不堪设想。
班彪编撰《史记后传》时，虽然没有明确得到朝廷许可，但因为他当时已经是朝廷官员，而且书稿主要是续写《史记》，没有触及太多敏感内容，所以才没有引来麻烦。
但班固不一样。
他当时只是一个普通儒生，没有官职，没有背景，却要编撰一部完整的西汉史书——这已经不是“续写”，而是“重修”，其风险可想而知。
有人劝他：“你父亲的书稿已经很完备了，何必再冒这个险？不如安心做官，光宗耀祖。”
也有人说：“私修国史是大罪，一旦被人告发，不仅你自身难保，还会连累家人。”
但班固心意已决。
他对劝他的人说：“历史者，国之根本也。西汉二百余年，圣君贤臣辈出，功德卓着，若不能留下完整准确的记载，实为后世之憾。我父亲毕生为此，我岂能半途而废？”
于是，班固不顾风险，在扶风老家开始了《汉书》的编撰工作。
他以父亲的《史记后传》为基础，广泛搜集资料，包括宫廷档案、民间记载、诸子百家着作等。
为了核实一个历史事件的细节，他常常翻遍家中藏书；为了考证一个人物的生平，他不惜走访各地，询问知情人士。
那段时间，班固几乎闭门不出，每天从清晨写到深夜，饿了就随便吃点东西，困了就趴在案上打个盹，书稿一天天增厚，他的眼睛也一天天熬红了。
班固的弟弟班超，也就是后来出使西域、“投笔从戎”的那位英雄，看着哥哥如此辛苦，又担心他的安危，劝他说：“哥哥，修史固然重要，但也不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不如先去做官，等得到朝廷许可后再继续编撰也不迟。”
班固笑着说：“我若去做官，琐事缠身，哪里还有时间修史？再说，朝廷未必会同意我做这件事。我现在这样，虽然辛苦，却能专心致志，早日完成父亲的遗愿。”
班超知道哥哥的脾气，只好不再劝说，转而帮他搜集资料、打探消息，保护他的安全。
班固的妹妹班昭，也是一位才女，当时虽然年纪还小，却也经常帮哥哥抄写书稿、整理竹简。
在家人的支持下，班固的编撰工作进展顺利，到永平五年（公元62年）时，已经完成了一部分书稿。
可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有人向朝廷告发了班固，说他“私改国史，非议朝政”。
这个举报简直是致命的——“私改国史”是实打实的罪名，而“非议朝政”更是触怒龙颜的重罪。
汉明帝刘庄得知后，当即下令逮捕班固，押解洛阳入狱，同时抄没他的全部书稿。
消息传到扶风，班家上下陷入恐慌。
班超知道，哥哥这次凶多吉少，如果不能及时为他辩白，恐怕会性命难保。
情急之下，班超决定亲自赶赴洛阳，向汉明帝上书陈情。
有人劝他：“你一个平民百姓，怎么能见到皇帝？万一触怒陛下，连你也会被牵连。”
班超说：“我哥哥是被冤枉的，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送死。就算粉身碎骨，我也要为他辩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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