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班超星夜兼程赶往洛阳，冒着生命危险上书汉明帝。
在奏书中，班超详细说明了班固编撰史书的初衷：“臣兄固，家世儒学，父彪躬修史传，未竟而卒。固感父志，欲终其业，编撰《汉书》，旨在记录西汉圣君贤臣之功德，阐明大汉正统之理，并无半点私意，更无非议朝政之举。书稿之中，字字句句皆有依据，不敢虚言。望陛下明察，还臣兄清白。”
汉明帝看完班超的上书，半信半疑。
他对班固的才华早有耳闻，但“私修国史”毕竟是重罪，不能仅凭一封上书就轻易赦免。
于是，汉明帝下令将抄没的书稿呈上来，他要亲自审阅。
当那些写满工整字迹的竹简被送到皇宫时，汉明帝静下心来，一篇一篇地翻阅。
越看，他越惊讶；越看，他越佩服。
他发现，班固的书稿体例严谨，内容详实，语言典雅，不仅完整记录了西汉的历史，还处处体现着儒家正统思想，歌颂大汉功德，完全没有举报者所说的“非议朝政”之意。
尤其是书中对西汉历代帝王的记载，既肯定了他们的功绩，也不回避他们的过失，做到了客观公正；对忠臣义士的赞扬，对奸佞小人的批判，更是旗帜鲜明，符合朝廷的教化需求。
汉明帝看完书稿后，不禁赞叹道：“班固真乃奇才也！如此史学造诣，世间罕见。他编撰《汉书》，实为大功一件，而非罪过。”
于是，汉明帝当即下令，释放班固，并召他入宫。
见面之后，汉明帝与班固畅谈历史，发现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见解独到，对西汉历史的脉络、人物的得失了如指掌。
汉明帝十分高兴，当即任命班固为兰台令史——这是一个负责掌管宫廷藏书、编撰史书的官职，虽然品级不高（秩百石），但却能接触到大量宫廷档案和珍贵资料，正是班固修史所需要的。
就这样，一场灭顶之灾，因为班固的才华和班超的勇气，最终变成了命运的转机。
班固不仅洗清了冤屈，还得到了皇帝的赏识，获得了修史的合法身份和便利条件。这一年，班固三十岁，他的修史事业，终于走上了正轨。
担任兰台令史后，班固的首要任务是与陈宗、尹敏、孟异等史官一起编撰《世祖本纪》，记录光武帝刘秀的生平事迹。
班固充分发挥自己的史学才华，精心编撰，很快就完成了这部着作。
汉明帝看后非常满意，提拔他为郎官，负责“典校秘书”——也就是整理和校对宫廷藏书。
这个职位让班固得以接触到更多之前难以见到的珍贵资料，比如西汉的宫廷档案、名臣奏议、郡国志书等，为《汉书》的编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在编撰《世祖本纪》的同时，班固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继续推进《汉书》的编撰工作。
他利用工作之便，广泛搜集资料，对之前的书稿进行修改和完善。
他调整了史书的体例，将《史记》的“书”改为“志”，取消了“世家”，将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使体例更加严谨统一。
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是班固的一大创举，从此之后，历代正史都沿用了这种体例，影响极为深远。
永平九年（公元66年），班固将已经完成的《汉书》部分书稿（包括《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呈给汉明帝。
汉明帝看完后，对班固的工作更加肯定，正式下诏，允许他继续编撰《汉书》，并给予他充分的支持——不仅可以自由查阅宫廷藏书，还可以调用相关史官协助工作。
得到皇帝的正式授权后，班固更加努力。他每天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外，所有时间都用来编撰《汉书》。
为了保证史书的准确性，他对每一个历史事件、每一个人物传记都反复考证，多方核实；为了使语言更加典雅流畅，他对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仔细斟酌，反复修改。
有时候，为了一个细节，他会查阅数十种资料；有时候，为了一句话，他会思考好几天。
就这样，班固在兰台令史、郎官的职位上，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这二十多年里，他始终坚守初心，潜心修史，不管外界有多少诱惑，不管官场有多少纷争，他都不为所动，一门心思扑在《汉书》上。
他的生活简单而枯燥，却也充实而满足——因为他知道，自己正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一件能够流传千古的事情。
班固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
在编撰《汉书》的同时，他在文学上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两都赋》和《白虎通义》。
东汉建立之初，都城定在洛阳，但关中地区的一些前汉遗老始终怀念长安的繁华，认为洛阳不如长安地势险要、物产丰富，多次上书请求迁都长安。
汉明帝虽然没有同意，但这件事一直是朝廷的一个隐患。
班固认为，迁都不仅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还会动摇国家的根基，于是决定写一篇赋，盛赞洛阳的优势，驳斥迁都的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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