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平年间，班固精心构思，写成了《两都赋》。
这篇赋分为《西都赋》和《东都赋》两部分，采用对话的形式，虚拟了“西都宾”和“东都主人”两个人物。
“西都宾”极力夸耀长安的地势险要、宫室壮丽、物产丰富、风俗奢华，认为长安才配得上大汉的都城；“东都主人”则反驳说，真正的都城不在于地势险要和宫室奢华，而在于君主的贤明、政治的清明、民生的安乐。
他详细描绘了洛阳的建制之美、礼仪之盛、教化之隆，歌颂了东汉王朝的太平盛世，指出东汉之所以定都洛阳，是为了吸取西汉因奢侈而衰败的教训，推行仁政，造福百姓。
《两都赋》篇幅宏大，辞藻华丽，气势磅礴，既展现了班固高超的文学才华，又体现了他的政治远见。
赋中对长安和洛阳的描绘细致入微，对东汉的政治、经济、文化、礼仪等方面的记载详实生动，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汉明帝看完《两都赋》后，非常满意，将其视为驳斥迁都论的重要武器，下令将其广为流传。
从此之后，请求迁都的声音渐渐平息，洛阳作为东汉都城的地位更加稳固。
《两都赋》的成功，让班固在文学界声名鹊起，与司马相如、扬雄、张衡并称为“汉赋四大家”。
但班固并没有因此骄傲自满，而是继续潜心学问，在儒学研究上也取得了重大成就。
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汉章帝刘炟为了统一儒家思想，加强思想统治，召集宗室诸王、文武大臣和着名儒者在白虎观举行大会，讨论《诗》《书》《易》《礼》《春秋》等儒家经典的理论异同。
这次会议规模宏大，议题重要，汉章帝亲自出席，并亲自裁决是非。
班固作为当时着名的儒者和史官，奉诏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担任记录官，负责将会议讨论的结果整理成书。
白虎观会议持续了数月之久，各位儒者围绕着儒家经典的核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班固不仅要准确记录各位学者的观点，还要对这些观点进行整理、归纳、提炼，使其系统化、理论化。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深厚的儒学功底和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
班固凭借自己的学识和才华，圆满完成了这项任务，将会议结果整理成了《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德论》）。
《白虎通义》共四卷，汇集了当时儒家思想的精华，明确了儒家经典的核心要义，确立了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规范，成为汉代儒学的集大成之作。
这部书不仅是东汉王朝的“法典性”着作，规定了国家的政治制度、礼仪规范和道德准则，还对后世的儒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章帝对《白虎通义》非常重视，下令将其颁行天下，作为官方的儒学教材和思想准则。
《两都赋》和《白虎通义》的相继问世，让班固成为当时文坛和学界的领袖人物，深受汉章帝的赏识和信任。
汉章帝比汉明帝更加喜爱风雅文章，经常召班固入宫，与他讨论学问、鉴赏文章。
有时候，班固会在皇宫内室读书到深夜；有时候，汉章帝外出巡狩，班固会写下颂扬的赋献上；有时候，朝廷举行重大会议，汉章帝会让班固出面问难公卿大臣，公开辩论。
随着地位的日益提高，班固的生活也逐渐改善。
建初三年（公元78年），他升任玄武司马，主管洛阳北门，秩比千石，俸禄有了明显提高。
但班固心中却有一丝遗憾：他认为班家两代人为东汉服务，父亲班彪官至望都长，而自己虽然才华出众，深受皇帝信任，却只是一个郎官出身的玄武司马，职位并不算高，与自己的学识和贡献不相称。
于是，班固仿效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写下了《宾戏赋》。
在赋中，他虚拟了一位“宾”对自己的遭遇表示同情，认为他才华出众却职位不高，是“大材小用”；而“主人”则反驳说，君子的价值不在于职位的高低，而在于是否能坚守正道、实现理想。
他表示，自己虽然职位不高，但能够潜心修史、着书立说，为国家和后世做出贡献，这就足够了。
《宾戏赋》既表达了班固对自己地位的不满，也体现了他坚守理想、不慕名利的高尚品格。
其实，班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慨，并不是因为他贪图富贵，而是因为他心中有更大的抱负。
他希望能够得到更高的职位，拥有更大的权力，这样不仅能够更好地完成《汉书》的编撰工作，还能够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
但他没有想到，正是这种对功名的追求，让他在晚年卷入了政治的漩涡，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汉章帝章和二年（公元88年），汉章帝病逝，年仅十岁的汉和帝刘肇即位，窦太后临朝听政。
窦太后是东汉开国功臣窦融的曾孙女，她掌权后，大力提拔自己的亲属，任命哥哥窦宪为侍中，弟弟窦笃、窦景等也都身居要职，窦氏家族一时权倾朝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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