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汉王朝的历史花名册里，能被后人念叨两千年还热度不减的人物，不算多。
要论皇帝，汉武帝刘彻绝对是顶流；要论将军，卫青、霍去病的名字能让匈奴骑兵抖三抖；可要是论起“写历史的”，那司马迁要是敢称第二，估计没人敢抢第一。
这位老哥的人生，说好听点是波澜壮阔，说难听点就是惨不忍睹——好好的朝廷公务员不当，非要犟着脖子替李陵说话，结果被汉武帝一巴掌拍进了宫刑的深坑。
换作一般人，要么抹脖子自尽，要么从此躺平摆烂，可司马迁偏不。
他揣着一颗被揉碎了又重新粘起来的心，握着那支磨得发亮的毛笔，在昏暗的油灯下吭哧吭哧写了十几年，硬生生把一部《史记》砸在了历史的桌子上，震得后世所有人都站不稳脚跟。
这事儿，还得从头说起。
司马迁出生在龙门，就是今天陕西韩城那一带。
他的老爹叫司马谈，是个相当有文化的人，在朝廷里干的是太史令——说白了，就是皇家图书馆馆长兼天文台台长，管着看星星、记历史、整理文献这些高大上的活儿。
有这么个老爹，司马迁的起跑线就比别人高了一大截。
别人家孩子还在村口玩泥巴的时候，他已经跟着老爹认字读书；别人家孩子还在听隔壁王大爷讲鬼故事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啃《尚书》《左传》这些大部头了。不过司马谈是个明白人，他没把儿子圈在书房里当书呆子，反而经常带着他出门溜达，美其名曰“行万里路”。
于是，司马迁的少年时代，就跟着老爹走遍了大江南北。
他去过会稽，看了大禹治水的遗址；去过汨罗江，对着屈原投江的地方叹了半天气；去过沛县，听当地人讲刘邦、萧何当年的糗事；还去过曲阜，在孔子的故居里恭恭敬敬地行了礼。
这些路上的见闻，不是书本上那些干巴巴的文字，而是带着泥土味、烟火气的鲜活故事，全都被司马迁装进了脑子里，成了他后来写《史记》的底气。
到了二十岁那年，司马迁觉得自己读的书够多了，走的路也够远了，就想着去京城闯一闯。
他一路辗转到了长安，凭着老爹的关系和自己的才学，很快就混进了上流圈子。汉武帝那会儿正喜欢招纳贤才，听说司马谈的儿子是个有本事的，就给了他一个郎中的职位——这职位不算高，大概就是皇帝身边的侍卫兼秘书，平时跟着皇帝出出巡、办办差。
别看这官不大，含金量却高得离谱。
司马迁跟着汉武帝，去过崆峒山，见过神仙方士的忽悠；去过朔方，见过边关将士的铁血；还参与过封禅泰山的大典，见过皇家排场的奢华。
这些经历，让他不仅看到了大汉王朝的盛世繁华，也看到了繁华背后的暗流涌动——皇帝的猜忌、大臣的倾轧、百姓的疾苦，这些东西，都成了他后来写《史记》的素材。
元封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10年，一件大事砸在了司马迁的头上——他老爹司马谈病重了。
当时汉武帝正在泰山封禅，司马谈因为生病，没能跟着去，只能留在洛阳。
他知道自己大限将至，就把司马迁叫到床边，拉着他的手，眼泪汪汪地说了一番话。
大意就是：我们司马家，祖上就是搞历史的，传到我这一辈，不能断了香火。现在大汉这么强盛，皇上这么英明，我却没能把这段历史写下来，实在是遗憾。
你一定要继承我的遗志，把从黄帝到现在的历史，好好地写出来，千万别让我失望啊！
司马迁跪在床边，哭得稀里哗啦，对着老爹发誓：“儿子一定听您的话，就算是豁出性命，也要把这部书写成！”
这一跪，一发誓，就把司马迁的人生，和《史记》绑在了一起，再也分不开了。
没过多久，司马谈就去世了。
司马迁继承了老爹的职位，当上了太史令。
这下他可算是得偿所愿了，因为太史令掌管着皇家的所有藏书，那些平时难得一见的古籍、档案、史料，全都对他敞开了大门。
司马迁一头扎进书堆里，就像饿狼扑进了羊群，每天废寝忘食地阅读、整理、摘抄。
他把那些杂乱无章的史料，一点点地梳理清楚；把那些模糊不清的人物，一点点地勾勒出来。
他心里憋着一股劲，一定要完成老爹的遗愿，写出一部前无古人的史书。
就这样过了几年，司马迁觉得准备得差不多了，就在太初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04年，正式动笔写《史记》。
刚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
司马迁每天在书房里写写画画，累了就抬头看看窗外的月亮，烦了就翻翻老爹留下的手稿。
他写黄帝的英明神武，写商汤的仁德宽厚，写周武王的伐纣灭商，写秦始皇的一统天下……他写得津津有味，觉得自己这辈子，能把这些历史写清楚，就值了。
可他万万没想到，一场天大的灾难，正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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