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文渊阁时，夜色已像一块巨大的墨锭，将整座皇宫染得漆黑。我躲在一处假山的阴影里，借着月光摊开从《永乐大典》中抄录的几页内容——那是用随身携带的炭笔匆匆记下的，关于洪武至永乐年间宫廷文化传承的章节。纸上的字迹被夜风一吹，边缘微微发卷，如同此刻我纷乱的思绪。
我选了一处偏僻的角楼作为临时据点。这角楼年久失修，木栏杆上的红漆剥落了大半，露出里面暗沉的木纹，墙角还结着蜘蛛网，显然已许久无人问津。但这里视野极好，能看到远处宫殿的灯火，也能及时察觉往来的巡逻队。我坐下后，再次翻开抄录的内容，逐字逐句地研读。
《永乐大典》中关于宫廷文化的记载，堪称“标准范本”。比如写“服饰制度”，明确规定了皇帝穿十二章纹的衮服，皇后着凤袍，就连太监的品级都能从衣帽颜色上区分；写“礼乐传承”，详细记录了祭祀时演奏的乐章、朝会时的仪仗顺序，甚至连乐师该站的位置都标得一清二楚。但越往后看，我越发现一种微妙的“断层”——书中提到，永乐年间曾对前朝（元朝）的宫廷礼仪进行过“损益”，却只说“去其繁冗，存其精华”，至于具体删改了哪些、保留了哪些，却语焉不详。
更让我在意的是，在“艺文志”部分，提到洪武年间曾有一批文人在宫中编纂《元宫旧事》，专门记录元朝宫廷的文化习俗，可这本书在《永乐大典》中却只字未提，仿佛从未存在过。时枢在此时轻轻颤动，显然，它也察觉到了这份记载的“刻意留白”。
我忽然想起白天在文渊阁摸到的那个刻痕。那会不会是某个知晓内情的人留下的记号？或许《永乐大典》的编纂者们，早就预料到后世会有人探寻真相，才用这种隐秘的方式留下线索？
为了验证猜想，我决定去找宫中的老人们打听。太监和宫女是皇宫里最特殊的群体，他们看似地位低微，却能接触到许多不为人知的秘闻。我借着送茶水的机会，在御花园的茶房旁找到了一位正在劈柴的老太监。他约莫六十多岁，背有些驼，脸上布满皱纹，左手的小指缺了一截，据说是早年在浣衣局被开水烫伤后截掉的。
“张公公，”我递过去一块刚买的桂花糕——这是用身上仅有的碎银在宫门外的小铺买的，“小人有个事儿想请教您。您知道《元宫旧事》这本书吗？”
老太监接过桂花糕，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你问这个做什么？那书可是禁书，早在永乐爷那会儿就被烧了。”
“烧了？”我追问，“为何要烧？”
“还不是为了‘正名分’嘛。”老太监叹了口气，往嘴里塞了一口糕点，“洪武爷赶走元人，定了大明的天下，可宫里不少规矩，其实是从元朝学来的。就说那‘暖阁’吧，冬天烧地龙取暖，就是元人传下来的法子。永乐爷编《大典》时，觉得这些前朝旧事摆不上台面，怕后人说大明的规矩不纯粹，就下令把相关的书都烧了，连带着那些参与编书的文人，后来也都没了消息。”
这番话让我心头一震。原来《永乐大典》的“留白”并非疏漏，而是刻意为之。那么，那些被焚毁的典籍中，是否就藏着宫廷文化传承的关键链条？时枢的温度再次升高，这一次，它的光芒指向了宫城西北角——那里是史官们居住的区域。
根据老太监的指引，史官们的小院在玄武门附近，紧挨着存放皇家档案的皇史宬。那是一处极为朴素的院落，院墙是用普通的青砖砌成的，门口连个石狮子都没有，只挂着一块褪色的木牌，上面写着“史局”二字。我走到院门前，轻轻叩了叩门环，铜环撞击木门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过了好一会儿，门才吱呀一声开了条缝，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探出头来。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青色常服，戴着老花镜，镜片后的眼睛浑浊却锐利，上下打量我片刻，问道：“你是谁？深夜来此有何贵干？”
“晚辈是来请教史书疑义的。”我递上抄录的《永乐大典》内容，“晚辈在翻阅《大典》时，发现关于前朝宫廷文化传承的记载颇有疏漏，听闻老先生历经三朝，或许能为晚辈解惑。”
老者接过抄本，借着月光看了几行，忽然冷笑一声：“《大典》？那不过是帝王的面子工程罢了。真正的历史，从来都藏在这些纸页背后。”他侧身让我进门，“进来吧，既然你能找到这里，想必也不是寻常杂役。”
院内比门口更显简陋，只有一间正房和两间厢房，窗台上摆着几盆兰草，叶子有些发黄，显然疏于照料。正房内，靠墙的书架上堆满了手稿，桌上的油灯昏黄如豆，照亮了摊开的几卷竹简——那竟是早已失传的《明实录》初稿。
老者在书架前翻找了许久，从最底层拖出一个上了锁的木箱，用钥匙打开后，里面露出一摞泛黄的手稿，纸页边缘已经脆化，上面的字迹是用毛笔写的小楷，工整却带着一丝仓促，仿佛生怕写慢了就会被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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