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连街边卖糖葫芦的小贩都收了摊，踮着脚尖往里瞅。
那临时搭建的高台，比唱堂会的大戏台子还气派，红布横幅上“特别执法庭”五个黑漆大字，在北平的秋风里透着一股子森然的肃杀之气。
百姓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谁都没想到这张大帅进城头一炮，烧的不是军阀，而是文官，还是大名鼎鼎的汤化龙！
高台一侧的旗杆下，小六子正扯着嗓子，教一群半大孩子喊口号，那童音稚嫩却又洪亮，在嘈杂的人群中格外扎耳：“贪官上台，棺材抬来！倭寇走狗，必须带走！”
“嘿，你小子，词儿编得还挺押韵。”张作霖坐在观礼台的主位上，远远地冲小六子比了个大拇指，惹得周围的亲信一阵闷笑。
吉时已到，一身皂袍、面沉如水的老判官登上高台，惊堂木“啪”的一声巨响，整个广场瞬间鸦雀无声。
“带人犯，汤化龙！”
随着一声高喝，须发皆白的汤化龙被两个奉军士兵“请”上了台。
他虽身陷囹圄，却依旧昂首挺胸，一副士大夫的清高派头。
老判官看都没看他一眼，直接从卷宗里抽出一张纸，朗声宣读：“经查，北洋财政司前科员招供——前教育总长、议员汤化龙，收受日本商会‘文化基金’二十万银元，用于在国会内阻挠东北铁路国有化进程！证据确凿，罪不容诛！”
“轰！”人群炸开了锅。
二十万银元！
那得是多少老百姓一辈子都见不到的数目！
居然是用来卖国的！
汤化龙气得浑身发抖，白胡子都快翘上了天，他指着老判官厉声喝问：“血口喷人！一派胡言！我汤某一生为国为民，两袖清风，岂容尔等武夫污蔑！”
观礼台上，张作霖慢悠悠地嗑着瓜子，将瓜子皮精准地吐进脚边的痰盂里，心里冷笑一声：“老戏骨，还挺能演。可惜啊，老子吹的不是狠话，是证据雨，今天就给你来场瓢泼的。”
老判官面无表情，大手一挥：“呈证物！”
两个士兵抬上来一口大木箱，“哐当”一声打开，里面全是码放得整整齐齐的账本。
老判官从中抽出一本，翻到某一页，高高举起，让台下的记者们拍照。
“此乃日本商会内部账目，由我方爱国人士冒死取回。上面清清楚楚地记载着，民国十一年七月三日，支‘文化基金’二十万银元，经手人，汤化龙！”
紧接着，他又拿出另一份文件：“此物，想必汤总长更为熟悉吧？”
那是一张收据，纸张微微泛黄，但上面的毛笔字迹却苍劲有力，正是汤化龙的手笔！
而最致命的是落款处那个鲜红的印章，刻着六个小字——“樱花会东京本部”。
全场死寂。
如果说账本还可能是伪造，那这亲笔收据和樱花会的印章，就是铁证如山！
汤化龙如遭雷击，死死盯着那张收据，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就在这时，台下一个穿着文官服的中年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朝着张作霖的方向连连磕头，哭喊道：“大帅明鉴！大帅明鉴啊！我……我周道腴一时糊涂，也曾收过樱花会五万银元，但我都是为了应酬，没办过坏事啊！我愿献出家产，献出天津的布防图，只求大帅饶我一命！”
这家伙原是直系安插在京城的眼线，也是前几天叫嚣着要讨伐张作霖的急先锋。
他这一跪，效果比一百个证据都管用。
张作霖吐掉最后一口瓜子皮，拍了拍手，站起身来，对着周道腴摆了摆手：“起来吧，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老子向来不杀回头人，你的家产我不要，布防图嘛……回头交给参谋部。”
他顿了顿，目光如刀，猛地转向台上的汤化龙，声音陡然提高八度：“但有些人——嘴上天天喊着民主法统，仁义道德，背地里却吃着倭寇的钱，刨着国家的根，还反过来骂老子是乱臣贼子！汤化龙，我问你，你配吗？！”
“噗通”一声，汤化龙再也支撑不住，瘫坐在椅子里。
他看着那张收据，浑浊的老眼里忽然涌出两行热泪：“不可能……这不可能……那笔钱，他们说是‘教育捐赠’……我，我全都投给了京师师范学堂，一分没留啊……”
“好一个教育捐赠！”老判官冷哼一声，“可你为何从未向财政部申报资金来源？又为何在收到这笔‘捐赠’后，立刻在议会推动‘日资企业在华优先法案’？此乃通敌，非善举！”
张作霖踱步走上高台，在汤化龙面前蹲下，视线与他齐平，一字一句地说道：“汤总长，你不是最喜欢跟人讲法统吗？今天，老子就用你最推崇的法，判你通敌卖国之罪。这叫什么来着？哦，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服不服？”
当夜，汤化龙被软禁于自家府邸。
府外，奉军士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围得水泄不通。
张作霖并未离开，他让人搬了把太师椅，就坐在汤府大门外，旁边还停着一口上好的金丝楠木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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