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攥着那本泛黄的苏州分舵旧账，指腹在“嘉定八年三月”那行字迹上反复摩挲。方鹤鸣长老的佛珠还在桌案上轻轻转动，可他的眼神已经冷了下来——方才我指出账本里“粮”字带钩、“良”字竖提用力的细节时，他就知道这不是普通的账目疏漏，是有人故意在账本里埋了雷。
“十年前王诚当舵主时，柳长风还只是个靠着师门关系混到五袋的弟子，竟敢把手伸到苏州分舵的粮仓里。”方长老把账本翻到最后一页，指着眼眶发红的旧印章，“你看这‘王诚’的印，边角都磨平了，说明当年他核对账本时有多用力，恐怕早就发现不对劲，只是没敢声张——柳长风背后的人，那会儿就已经能压得他喘不过气。”
我心里一沉，原来净衣派的贪腐不是近几年才有的事。我想起之前在粮仓揪出的内奸，那人被抓时喊的“柳长老会保我”，现在想来根本不是空话。我把之前整理的苏州分舵弟子名册递过去：“长老您看，苏州分舵现在三百多个弟子，污衣派只占三成，还全是干挑水、清理淤泥的苦活。净衣派弟子不仅不用乞讨，还能按月领‘津贴’，这些钱十有八九是从乞讨所得里扣的。”
方长老接过名册，手指在“钱坤”的名字上顿了顿：“这小子是柳长风的关门弟子，去年刚接任舵主就把苏州分舵搅得鸡犬不宁。你去苏州找线索，他肯定会给你使绊子——不过也好，正好让你趁机摸清他的底。”他突然起身，从书架最上层翻出个油布包，里面裹着封盖了掌钵龙头印的书信，“这是给苏州分舵吴老的信，他是咱们污衣派的老人，当年跟王诚交情匪浅，知道不少旧事。你找到他，就等于多了个护身符。”
我把书信贴身藏好，突然想起之前在“弟子惩戒记录”里看到的张强。那个负责苏州河乞讨、每月能交上三两多银子的弟子，就因为“顶撞舵主”被逐出师门，未免太蹊跷。我把这事跟方长老一说，他立刻让我去传功堂档案室翻嘉定八年的“乞讨所得登记册”。
档案室的木架上堆着近百年的册子，灰尘呛得我直咳嗽。我按着年份找，终于在最底层翻到那本封面破了个洞的登记册。翻开一看，嘉定八年三月那页，苏州河沿岸的乞讨所得突然从三两二钱降到了一两五钱，而负责记录的人，正是现在钱坤手下的头号心腹——李三。
“这就对了。”方长老拿着登记册，指腹在“李三”的名字上敲了敲，“张强肯定是发现李三私吞乞讨所得，跟王诚告状，结果被柳长风的人反咬一口，安了个‘顶撞舵主’的罪名赶出去。现在李三能当苏州分舵的粮房管事，背后没人撑腰才怪。”
我突然觉得后背发寒——净衣派在苏州分舵的势力，比我想象的还要根深蒂固。从账本到弟子任免，再到日常管理，几乎全被他们攥在手里。我要是就这么贸然去苏州，跟送上门的靶子没两样。
“你也别太担心。”方长老看出我的顾虑，把一杯热茶推到我面前，“你现在有‘辨伪’的本事，还懂现代的记账法，只要找到吴老，再抓住钱坤的把柄，就能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对了，你那青铜丐钵最近有没有异常？”
我摸了摸怀里的丐钵，想起昨晚练心法时，钵身突然发热，符文好像比之前清晰了些。我把这事一说，方长老眼睛一亮：“看来这钵跟丐帮的古籍、信物都有感应，你到了苏州，多接触分舵的老物件，说不定能提前找到传功钵的线索。”
接下来的三天，我几乎泡在传功堂里。白天整理苏州分舵的资料，把可疑的账目、弟子任免记录都抄在小册子上；晚上就练丐帮心法，顺便研究青铜丐钵。这钵好像真有灵性，每次我翻看苏州分舵的旧手札，它都会微微发热，有时候还会让我看清手札上模糊的字迹——有次我翻到王诚写的《苏州河记》，里面提到“寒山寺钟楼藏有丐帮重宝”，要不是钵身发热让我看清了被墨渍盖住的“钟楼”二字，恐怕就要错过这条关键线索。
出发去苏州的前一天，我去了趟襄阳南舵。赵老栓一见我就拉着我往伙房走，灶上炖着的羊肉汤咕嘟冒泡，香味飘了满院。“你这小子，刚升三袋就被方长老委以重任，以后肯定能当长老。”他给我盛了碗肉汤，又往我包里塞了两串烤饼，“苏州那地方不比襄阳，钱坤不是善茬，你要是受了委屈，就传信回来，我带着南舵的弟兄去给你撑腰。”
我心里暖烘烘的，把整理好的“街头巡防优化方案”递给他：“舵主，这是我根据咱们南舵的情况写的，把巡防路线分成三段，每段安排五个弟兄，既能照应过来，也能减少被地痞偷袭的风险。”
赵老栓接过方案，眯着眼睛看了半天，拍着大腿叫好：“你这脑子就是好使！以前咱们巡防总被地痞绕后，按你这法子，以后他们再敢来，保管让他们有来无回。”
第二天一早，我背着包袱出了襄阳城。走之前方长老特意叮嘱，让我别骑马，跟普通丐帮弟子一样步行——一来能节省盘缠，二来能沿途收集情报。我穿着打了补丁的污衣，腰间挂着三袋令牌，怀里揣着青铜丐钵，一路往东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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