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室不大，一张长桌，几把椅子。主持调解的是一位中年女调解员，姓王，看起来干练严肃。
双方落座。我们这边，我和陈律师。他们那边，沈峰和我爸。沈峰没请律师，不知道是请不起，还是觉得没必要。
王调解员先核对了双方身份，然后宣读了调解纪律和保密原则。
“原告沈峰，你先陈述一下你的诉求和理由。”王调解员看向沈峰。
沈峰靠在椅背上，虽然虚弱，但语气却带着一股豁出去的狠劲：“我的诉求很简单。我和我姐姐沈念之前签的那个什么补偿协议，是在我病重、神志不清、被她胁迫的情况下签的，根本不作数！她趁我病危，敲诈勒索亲弟弟五十万，这是不当得利！我要求法院判协议无效，她必须公开道歉，赔偿我的精神损失！”
陈律师立刻举手：“调解员，我方需要澄清。第一，协议签署时，我方当事人沈念女士并无任何胁迫行为，有医院护士在场见证。第二，协议内容是关于造血干细胞捐赠的自愿补偿，符合相关伦理规范和已有案例，绝非不当得利。第三，原告沈峰先生目前思维清晰，表达能力正常，所谓‘神志不清’的指控毫无依据。”
王调解员点点头，看向沈峰：“原告，你说协议是胁迫签署，有证据吗？”
沈峰梗着脖子：“还要什么证据？她是我姐！我快死了，她拿救命来要挟我签这种卖身契，这不是胁迫是什么？调解员，你是没看到那天在医院，她那个样子，冷血得跟什么似的！逼着自己亲爹妈签协议，不给钱就不捐骨髓！这不是胁迫是什么？！”
我爸在旁边低着头，双手紧紧攥在一起，手指关节发白。
我静静地听着，手指在桌下轻轻点开了手机录音。
“沈念女士，你对原告的陈述有什么回应？”王调解员转向我。
我抬起头，目光平静地看向沈峰，又扫过我爸，最后落在调解员脸上：“调解员，我弟弟沈峰，患有急性白血病。我是他全相合的骨髓供者。捐赠骨髓，对我个人有健康风险，需要时间恢复，影响工作。基于此，我们自愿签署了补偿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这份协议，保障了捐赠的顺利进行，也让我弟弟得到了及时的救治。我不明白，这怎么就成了胁迫和不当得利？”
我的声音不高，语速平缓，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清晰：“至于说我拿救命要挟……调解员，如果我不愿意捐，按照法律规定，谁也不能强迫我。我完全可以拒绝。但我没有。我选择了捐，同时用协议明确后续的经济关系，避免家庭纠纷影响治疗和未来的生活。我认为，这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
“负责任？”沈峰激动起来，猛地一拍桌子（力气不大，但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很响），“沈念！你少在这里冠冕堂皇！你就是冷血！你就是看我们家里困难，想趁机捞一笔！五十万！你怎么不去抢！我告诉你，这钱我一分都不会给！协议就是废纸！你想告我？你去告啊！我看法院会不会支持你这种吸亲人血的吸血鬼！”
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尖锐，脸色更加难看，大口喘着气。
我爸赶紧扶住他，低声劝：“小峰，别激动，身体要紧……”
“身体要紧？”沈峰甩开我爸的手，赤红着眼睛瞪着我，“爸！你看她！她巴不得我死呢！我死了，她就彻底轻松了，不用再被我们拖累了！是不是，沈念？！”
我看着他歇斯底里的样子，心里最后一点因为血缘而产生的微弱波澜，也彻底平息了。
“沈峰，”我开口，声音冷得像冰，“你需要冷静。你的命，是我用我的健康换来的。我不欠你。协议，是你自愿签的。法律，会给出公正的判决。你今天在这里咆哮、污蔑、颠倒黑白，除了消耗你自己的精力，毫无意义。”
“你……”沈峰被我噎得说不出话，只是死死瞪着我，胸口剧烈起伏。
王调解员敲了敲桌子：“双方请控制情绪。现在是调解，不是吵架。原告，你的情绪我理解，但指控需要证据。你声称协议是胁迫签署，除了一口咬定，还有其他证据吗？比如证人？录音录像？”
沈峰张了张嘴，答不上来。当时在场的只有家人和刘护士长，刘护士长绝不会帮他作伪证。
“没有证据，单方面声称，法律上很难支持。”王调解员实事求是地说，“而且，从常理判断，捐赠骨髓是救命的善举，在此基础上达成补偿协议，虽在亲情关系中少见，但并非绝对不合理。原告，你是否考虑过，接受协议，支付补偿金，了结此事？毕竟，你的姐姐确实为你付出了很多。”
“我付出什么了？！”沈峰几乎是吼出来的，“她不就是抽了点血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我是她弟弟！她救我难道不应该吗？凭什么要我给钱？！妈说的对，她就是白眼狼！赚了钱就忘了根本！现在还要反过来咬我们一口！”
他又把妈妈搬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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