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半，镜海市的老菜场已经蒸腾起白雾，带着鱼腥、蔬菜汁液和早点铺子的葱油香，在青石板路上蜿蜒。公孙龢推着那辆焊着铁皮棚的三轮车停在“公孙菜摊”的老位置，车斗里码着沾着露水的青菜、带着泥点的萝卜，最上层压着那枚包着红布的老秤砣——红布边角已经磨出毛边，是父亲生前用了四十年的那块，秤杆上“良心”两个字被岁月浸得发黑，却在晨光里泛着温润的光。
她弯腰解开三轮车的链条锁，指节因为常年握秤杆而有些变形，虎口处留着一道浅疤——那是去年冬天给顾客补菜时，被冻硬的白菜根划的。刚把“公孙菜摊”的木牌立在摊前，身后就传来熟悉的脚步声，带着棉鞋踩过积水的“啪嗒”声。
“小龢，今天的菠菜看着嫩啊！”是住在隔壁巷的王婶，手里拎着个印着“幸福超市”的布袋，袋角绣着朵褪色的牡丹——那是王婶的儿媳妇去年绣的，没绣完就生了孙子，现在布袋成了王婶每天买莱的固定装备。
公孙龢直起身，笑着把一捆还带着水珠的菠菜递过去：“王婶早，这是今早刚从郊区菜农那收的，根上的泥都没洗，您回家泡十分钟就行。”她的声音带着点沙哑，是常年在菜场吆喝落下的毛病，“对了，您孙子的满月酒办得咋样？上次您说孩子有点闹夜，现在好点没？”
“好啦好啦，”王婶接过菠菜，用手指捻了捻菜叶，眼睛笑成了月牙，“多亏你上次给的那个偏方，用艾叶煮水给孩子泡脚，现在夜里能睡整觉了。我儿媳妇说，等周末带孩子来给你看看，小家伙长得可壮实了，眉眼像他爸！”
正说着，菜场入口传来一阵嘈杂的马达声，一辆印着“城市管理”的电动车突突地开进来，车后座上坐着个穿蓝色制服的年轻小伙，是新来的菜场管理员小周。小周停下车，从车筐里拿出一沓红色的通知，挨个儿往摊位上贴，嘴里念叨着：“各位摊主注意啊，下周三开始菜场要翻新，到时候统一换不锈钢摊位，这几天赶紧把自己的东西规整规整，别到时候耽误事。”
公孙龢心里“咯噔”一下——她的菜摊是父亲传下来的木质结构，虽然简陋，但每次下雨她都用塑料布仔细盖着，木头上的纹理里都浸着菜香。她快步走过去，指着通知上“统一更换摊位”的字样问：“小周，这翻新是全拆了重盖吗？我们这些老摊位能不能保留啊？我这摊子……”
“公孙姐，这是上面的规定，”小周挠了挠头，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说是为了统一规划，看着整齐。您这老摊位确实有年头了，但规定就是规定，我也没办法。不过您放心，新摊位的面积和现在一样，而且有台面，您称菜也方便。”
公孙龢没再说话，只是看着通知上鲜红的印章，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这摊位不仅是她谋生的地方，更是父亲留下的念想。父亲当年就是在这个摊位上，用那枚老秤砣称了一辈子菜，总说“秤杆要平，良心要正”，有次她少给了顾客二两青菜，父亲当晚就在病床上拉着她的手说：“当年多给的，是怕你饿肚子。”现在摊位要拆了，那些藏在木缝里的回忆，好像也要跟着被抹平了。
“哟，小龢，这是咋了？”一个洪亮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点山东口音。公孙龢回头，看见李建国拎着个保温桶走过来，桶身上印着“退休老干部活动中心”的字样——李建国是前几年从单位退休的，老伴去世后，每天早上都来菜场买莱，然后去公园打太极。
“李叔，菜场要翻新，老摊位要拆了。”公孙龢指了指通知，声音有点低。
李建国凑过去看了看，眉头皱了起来：“拆？这老摊位拆了多可惜！你爸当年在这儿卖菜的时候，我就常来买，那时候你才这么高，”他用手比划了一下，“跟在你爸身后，帮着递塑料袋，还记得不？”
公孙龢点点头，眼眶有点发热——她当然记得，那时候她才八岁，父亲每天凌晨三点去郊区拉菜，她就坐在三轮车的车斗里，盖着父亲的旧棉袄睡觉，等天亮了就帮着给顾客装菜。有次下大雨，父亲把唯一的雨衣给了她，自己淋得浑身湿透，却还笑着说“菜没淋着就行”。
“别愁，”李建国拍了拍她的肩膀，保温桶撞在胳膊上发出“哐当”声，“我下午去社区问问，看看能不能给上面反映反映，保留几个老摊位，这可是咱们菜场的念想！”
正说着，菜场的另一端突然传来一阵骚动，夹杂着女人的哭声和男人的争吵声。公孙龢和李建国对视一眼，赶紧往那边走——只见卖鱼的张师傅和一个穿西装的男人扭打在一起，张师傅的妻子蹲在地上哭，鱼盆里的鲫鱼跳出来，在地上蹦跳着，溅起满地的水花。
“你凭什么砸我的摊子！”张师傅的脸涨得通红，额头上的青筋突突直跳，手里还攥着一把刮鱼鳞的刀，“我在这儿卖鱼十年了，从没短斤少两，你说砸就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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