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赵云麾下的“山猫”、“玄微子”们如同幽灵般，在益州的群山峻岭、市井作坊中悄然活动，为未来的军事行动收集着宝贵情报时，另一条战线上的博弈，也以更加诡谲隐秘的方式进行着。这条战线不涉及刀兵相接，不依靠山川险阻，只依托于人心最深处的那点猜忌、恐惧与贪婪。它的目标，是进一步搅浑益州这潭水，让刘璋在内外交困中更加孤立，更加依赖（或者说，别无选择地倒向）来自东方的“潜在盟友”——赵云。
刘璋暗弱，这是共识。但他毕竟占据益州天府，带甲十万（虽多不堪用），北有张鲁，东有荆州，在天下棋局中，并非无足轻重的棋子。无论是即将大举南下的曹操，还是觊觎其地的孙权，乃至近在咫尺的汉中张鲁，都可能对益州产生想法。刘璋本人，也并非毫无外交手腕，在曹操、孙权之间，他或许也在摇摆观望，试图寻找平衡，甚至可能在极端压力下，做出令人意外的选择。
赵云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他需要刘璋在恐惧中紧紧抓住他这根“稻草”，而不是倒向曹操或其他人。他要加深刘璋对曹操的恐惧与猜忌，同时，也要让曹操对刘璋产生疑虑，从而在刘璋与曹操之间，砌起一道更高的、难以逾越的猜疑之墙。
“离间计”，这种古老而有效的战术，在赵云手中，被赋予了新的、更具针对性的内涵。他不仅要离间刘璋与曹操，更要精准地控制离间的“度”与“方向”，让猜忌的火苗按照他设定的轨迹燃烧。
第一条计策，针对曹操。通过糜竺、糜忠在许昌、邺城乃至荆州与中原交界处的商业网络，以及安插在曹操势力范围内的眼线，开始有控制地散布一些“小道消息”。消息内容大致如下：
“听说了吗？益州刘季玉，眼见曹丞相势大，恐其南征之后，兵锋西指，已秘密遣使，携蜀锦、金银、朱砂，经汉中或荆州小路，欲与丞相通好，愿称臣纳贡，以求保全。”
“不止呢！据说使者还带了西川地理详图，以示诚意。刘璋承诺，若丞相南征需借道或粮草，益州愿酌情提供便利。”
“唉，这刘季玉，倒是识时务。只是如此一来，荆州的赵子龙，还有江东的孙仲谋，岂不是被夹在中间了？”
“嘘……此事隐秘，切莫外传，据说丞相府内也有争论，有说可纳其降，以安西线；有说刘璋反复，不可轻信……”
这些流言，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刘璋或许真有过担忧，甚至私下里动过心思，但绝未到正式遣使、献图称臣的地步。然而，这些话传到生性多疑的曹操耳中，效果就不同了。曹操本就对西边未宁耿耿于怀，马超、韩遂未平，汉中张鲁态度暧昧，若益州刘璋再暗中与己为敌，或首鼠两端，确是大患。他会本能地怀疑，刘璋是否真的在暗中搞小动作？是否在观望自己南征成败，再决定倒向哪边？这种怀疑，不需要证据，只需要一颗种子，就能在曹操心中生根发芽，让他对刘璋的“忠诚”打上大大的问号，在处理与益州相关事务时，更加谨慎，甚至可能提前做些防范性布置。这，就达到了赵云的第一个目的：在曹操心中埋下对刘璋的刺。
第二条计策，反向操作，针对刘璋。这条计策更加直接，也更为致命。糜竺、法正等人，通过益州内部的关系网（尤其是那些已被拉拢或可施加影响的官吏），以及往来荆益的商旅，开始将一些“骇人听闻”的消息，“无意中”泄露到刘璋及其亲信的耳朵里，并确保这些消息能通过不同渠道交叉印证，增加“可信度”。
消息内容耸人听闻：
“北边有商旅从长安来，说曹丞相在许昌大宴群臣，酒酣耳热之际，曾手指西南，言‘蜀地富庶，刘璋闇弱，此天以资我也。待南征事毕，当遣一上将，提一旅之师，西取汉中，南定巴蜀，则天下三分，吾有其二矣！’”
“襄阳那边也有传言，说曹操的谋士程昱、刘晔等人，已向曹操献策，言‘刘备新败（指博望坡），赵云虽勇，然北荆州地狭，难抗天兵。可先以偏师牵制赵云，主力南下江陵，同时遣使诱降刘璋，许以高官厚禄，若其不从，则南征之后，可挟大胜之威，水陆并进，假道伐虢，一举而定西川！’”
“更有甚者，说曹操已密令镇守关中的夏侯渊，暗中整备兵马，囤积粮草于陈仓，名为防备马超，实则为将来入川做准备！连从子午谷、傥骆道进兵的路线都在沙盘上推演过了！”
这些消息，将曹操描绘成一个对益州虎视眈眈、必欲得之而后快的野心家，甚至已经有了具体的战略构想。更可怕的是，其中夹杂着“假道伐虢”、“许以高官厚禄”等极具诱惑与欺骗性的细节，正戳中刘璋性格中懦弱多疑的软肋。
消息如同毒箭，一支接一支射向成都的州牧府。刘璋初闻，或许还将信将疑。但当这些“传闻”从不同地方、不同身份的人口中陆续传来，甚至有些“传言”中提到的曹操部将姓名、关中屯粮地点都似模似样时，刘璋的恐惧被迅速放大。他本就对曹操的强大感到畏惧，如今“证实”曹操果然在打益州的主意，如何不惊惶失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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