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助的目光沉静如古井深潭，指尖在光滑的办公桌面上规律地轻叩，那笃笃的声响，仿佛并非敲击木质，而是在叩动一扇通往全新治理模式的门扉。一幅融合了前世文明智慧与忍界残酷现实的制度蓝图，在他那承载着双重记忆的脑海中，正穿透迷雾，徐徐展开清晰的脉络。
“或许，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更为审慎，也更可持续的策略——分步实施，逐步推进，在稳健中寻求突破。”他抬起眼帘，目光清明而坚定地看向纲手，那眼神中既有对现实的清醒认知，也蕴含着开创未来的决心。“首先，必须划出一条不容逾越的底线——那些关乎村子生死存亡的核心权柄，例如暗部的行动、情报系统的运转、财政资金的管理与调度中枢，其掌控权必须也必然，要牢牢掌握在历经血与火考验、证明了对村子绝对忠诚的人手中。这一点，是基石，不容有任何动摇和妥协，是我们推行任何变革的前提。”
“然而，”他话锋陡然一转，声音里注入了一种开拓者才有的锐气与魄力，“权力的边界需要明确，改革的步伐却不能停滞。对于那些直接面向广大村民、负责日常民生事务的岗位——诸如各街区的秩序维护与环境管理、公共设施（如道路、水道、训练场）的规划、兴建与维护、民用物资（如粮食、建材）的公平调配与协调等——我们完全可以，也必须大胆启用通过新式、透明的选拔机制上来的新鲜面孔。”他刻意稍作停顿，让这个大胆且具有颠覆性的提议在纲手心中沉淀、消化，随即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补充道，“并且，为了确保这些新晋者手中的权力能够真正用于服务村民，而非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我们需要配套推行两项关键制度，如同给权力套上缰绳。”
他沉稳地伸出第一根手指，语气郑重：“其一，推行‘财产公示制度’。所有担任公职者，无论其职位高低、出身何种家族，其本人及其直系亲属的财产状况，包括但不限于不动产、金融资产、重要收入来源等，必须定期（例如每年）向一个独立于各部门、直接对火影负责的监督机构进行详细申报。其中关键岗位的申报内容，甚至可以考虑选择性地向全村公示，将其置于阳光之下，接受每一位村民的审视与监督。其目的，就在于从根源上，尽可能压缩和遏制以权谋私、权力寻租的腐败土壤滋生。”
紧接着，他伸出第二根手指，描绘出更具互动性的监督场景：“其二，每月固定召开一次‘公开问政大会’。”他详细阐述其运作方式，“广泛召集村民代表乃至所有关心村务的村民参与，让这些新任的民生事务官员，必须走到台前，直面他们服务的对象，清晰汇报其月度工作成效、遇到的困难以及下一步计划，并详细解释各项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政策的初衷与具体细则。政策的好坏，官员的勤惰，村民是最直接的承受者和感受者，他们拥有最真实、也最犀利的评判权。做得好，自然能赢得人心与支持；做得不好，敷衍塞责，当场就要面对民众的质询和压力，这种来自服务对象的直接反馈，比任何封闭的、流于形式的内部考核都更为尖锐、也更为有效，能迫使官员时刻保持敬畏与尽责。”
他的构想并未停留于此，而是继续向前延伸，触及更深层次的治理需求与公平正义的实现。“同时，我们还需要成立一支直属村子高层统领、由村财政统一拨付薪金、独立运作的‘村民事务执法队’。”说到这里，他内心深处不由得泛起一阵复杂而沉痛的波澜。
（佐助/钟明内心：前世见过太多令人无奈而心寒的景象……普通民众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却往往因高昂的维权成本——令人望而却步的律师费、繁琐的诉讼流程、以及那最耗不起的时间与精力——最终只能选择忍气吞声，不了了之。长期淤积的怨气如同暗流，找不到正当、畅通、低成本的疏解渠道，日积月累，磨损的是对公平的信任，侵蚀的是对共同体的认同，又怎能指望他们从内心深处生发出对国家的归属与热爱？）
他将这份沉甸甸的、源自前世教训的思考，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建议：“这支执法队，其职能定位需要清晰——他们不负责处理那些涉及叛村、谋杀、颠覆等性质的刑事重案，那是暗部和常规忍者执法部门的职责。他们的主要职能，是定位于维护村民日常的、细碎的合法权益，快速响应和调解处理民间纠纷。试想，一个普通村民，若其宅基被邻人侵占，或其应得的救济物资被克扣，他无需自己殚精竭虑、耗费家财去准备复杂的诉讼文书、聘请代理人，他只需将事情的原委清晰地告知执法队，后续专业的调查取证、与相关方的协调沟通、乃至在村内仲裁庭或简易法庭上代表村民主张权利、陈诉事实等一系列专业工作，都将由这支受过专门法律和调查训练的队伍来承担。这，就是村子为其成员提供的、实实在在的公共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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