纲手眉头紧紧锁在一起，带着浓重酒意的手指无意识地在略显油腻的桌面上划拉着，仿佛想从中勾勒出答案的轮廓。她努力集中有些涣散的思绪，试图提出一些在她看来直观、可以硬性衡量的指标：“考核标准？那……具体该怎么定？看他们管辖区域的财政收入？还是人口增长数量？或者……粮食产量？”她列举着这些在传统认知里代表“政绩”的要素，语气带着不确定的探寻。
“纲手大人，您想得太简单了。”卡卡西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出声打断，那只一直半眯着的右眼此刻完全睁开，里面没有丝毫平时的慵懒，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锐利的清醒和明确的不赞同，“如果仅仅以这些单一、结果导向的数据作为核心甚至唯一标准，非但无法达到筛选贤能、推动改革的目的，反而会引发一系列我们难以想象、甚至无法控制的灾难性后果。”
“嗯？”纲手醉眼朦胧地看向他，脸颊上的红晕尚未褪去，眼神里充满了不解与一丝被质疑的不快，“为什么？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功绩啊！有什么问题？”
卡卡西轻轻叹了口气，身体彻底坐直，不再是那副懒散的姿态，语气变得异常严肃，他甚至抬起手，开始掰着手指，一条条地细致分析其中的陷阱：
“我们先说财政收入。”他的指尖点在虚拟的第一项上，“如果管理者知道自己的前途完全系于这个数字之上，那么对他们而言，最直接、最快速、成本最低的提升方法是什么？绝不会是耐心培育产业、促进健康的商业循环，那太慢了。他们更大概率会选择想方设法地增加税负，巧立名目，设立各种苛捐杂费，加大对辖区内平民、商户的盘剥力度。结果就是，账本上的数字确实变得‘漂亮’了，但底层民众的生活会更加困苦，民怨沸腾，社会稳定性遭受严重破坏。这岂不是与我们改革想要惠及更多人、建立更公平秩序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
纲手愣住了，张了张嘴，想要反驳，却发现卡卡西指出的可能性极其现实，甚至可以说是必然会发生的一部分。她喉咙动了动，最终没能说出话来。
卡卡西没有停顿，手指移向第二项：“再看人口数量。如果将其作为重要考核指标，您猜那些急于做出‘成绩’的管理者会采取什么手段？他们不会将精力放在改善医疗条件、提升居住环境、创造就业机会来吸引人们自愿迁入——这同样见效慢。他们更可能采取立竿见影的方式‘增加人口’——动用资源甚至武力去掠夺、挖其他区域的墙角，引发木叶内部各地区之间的恶性竞争和矛盾；或者，在无法快速吸引外来人口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将目光投向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民，大规模地捕捉、收容，在这个过程中，很难避免会出现强迫、限制自由，乃至滋生人口买卖的黑暗勾当！到时候，人口统计表格上的数字是显着提升了，但随之而来的社会治安问题、人道主义悲剧以及潜在的瘟疫风险，将无法估量，彻底扭曲了政策的善意。”
他最后将手指向窗外，仿佛能穿透墙壁，指向远方郁郁葱葱的农田：“粮食产量也一样。为了在任期内追求产量的最大化，他们可能会强迫农民过度开垦林地、湿地，破坏生态环境，耗尽土壤的肥力，导致土地沙化；或者，为了追求短期效益，盲目推广一些未经长期验证、可能带有未知副作用或极度消耗地力的增产技术、种子。从长远来看，这无异于饮鸩止渴，会给木叶的农业根基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卡卡西放下手，目光凝重地总结道：“所以，任何一个单一的、过于强调短期结果而忽视过程与长远影响的量化指标，都极其容易被扭曲，被投机者利用，最终导向与我们最初目标截然相反的恶劣局面。制定这种关乎权力更迭和未来走向的考核标准，需要更全面、更精细、更多维度的综合考量，必须能够引导管理者做出符合村子长远利益的行为，而不仅仅是追求纸面上的漂亮数字。”
一旁的佐助微微颔首，深黑色的眼眸中闪过一丝赞同。卡卡西这番抽丝剥茧的分析，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简单粗暴量化考核的致命缺陷，以及人性在扭曲激励机制下可能产生的异化。这让他（钟明）不由得想起了那个世界里，曾经出现过的为了GDP增长而牺牲环境、为了升学率而扼杀创造力等种种教训——任何体系，如果考核标准设计不当，都会促使执行者为了达成指标而忽视甚至主动损害更根本、更长远的利益。
（佐助内心：果然，管理的核心智慧是相通的，超越世界与文明的差异。卡卡西虽然平日里总是一副对什么都提不起劲的样子，但在涉及这些关键制度和人性洞察的问题上，他的思维之缜密、眼光之长远，确实远超常人，甚至不逊于那些专业的制度设计者。）
纲手听完这一席话，脸上的醉意似乎都被这盆冰冷的“现实分析”浇醒了大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甸甸的凝重和恍然。她意识到，自己刚才的想法确实过于理想化、简单化了，险些犯下大错。她有些烦躁地揉了揉发胀的额角，之前的怒火被一种更为复杂的情绪取代——那是一种面对棘手难题时的无力，但也夹杂着一丝虚心求教的态度。她放下揉额角的手，目光在卡卡西和佐助之间扫过，带着明显的困惑和寻求解决方案的急切，声音也低沉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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