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盘声停了。
账桌上空空荡荡，那把破算盘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跟我睡前放的位置一模一样。我走过去摸了摸算盘珠子，凉的，像死人手指头。
我以为是做梦，骂了自己一声“胆小鬼”，又回去睡了。
刚躺下，算盘又响了。
这回不是从外屋传来的，是从我的枕头底下传来的。
我像被电打了一样跳起来，掀开枕头——什么都没有。可那算盘声还在响，就在我耳边，就在我脑子里，哒哒哒，哒哒哒，像是有人在拿算盘珠子数我的骨头。
我捂着耳朵，那声音反而越来越大，越来越急，最后变成了一片嘈杂的轰鸣，像是千百把算盘同时在我脑子里炸开。我疼得在地上打滚，一头撞在床柱子上，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发现自己躺在地上，后脑勺起了一个大包。我以为昨晚是做了一夜噩梦，可当我爬起来走到外屋，看到账桌上的账本时，我的血一下子凉了半截。
账本翻开了，翻到我帮“永兴粮号”做的那笔假账那一页。上面的数字全变了。不是我写的那笔糊涂账，而是清清楚楚地列着一行行红字——哪年哪月，坑了谁家多少钱，一笔一笔，分毫不差。连二十年前我学徒时帮师父在秤上做手脚、多收人家两钱银子的事都记在上面。
更让我害怕的是，每笔账后面都跟着一个数字，那是按照三分利、五分利、七分利滚出来的利息，算得比我还狠。最后一行的总数，看得我腿都软了。
我瘫坐在椅子上，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半天，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我抓起那把破算盘，想把它砸了。可手举到半空中，我停住了。我忽然想起老乞丐的话——“四天之内，这把算盘会替你算出你这辈子所有的账。”
四天。这才第一天。
我咬了咬牙，把那把算盘塞进柜子里锁起来，又把账本合上塞进抽屉，早饭都没吃，直接出了门。我想去找那个老乞丐，把东西还给他，这事我不掺和了。
可我把金城镇翻了个遍，从北门走到南门，从东街走到西街，土地庙、文昌宫、禹王宫，连河坝头的乱坟岗都去找了，连老乞丐的影子都没看到。我问街上的人，有没有见过一个穿得破烂、摆地摊卖算盘的老叫花子，所有人都摇头，说从没见过这么个人。
太阳落山的时候，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家。推开院门，我就闻到一股糊味。我冲进屋里，发现灶房的灶膛里火烧得正旺，锅里的水烧干了，铁锅烧得通红。可我明明早上出门前没烧火，灶膛里连火星子都没有。
我把火灭了，检查了所有的门窗，都锁得好好的。正在纳闷，忽然听到外屋传来一声轻响，像是抽屉被拉开了。
我跑过去一看，柜子的锁好好的，可我塞进去的那把算盘，不知怎么自己跑了出来，端端正正地摆在账桌上。账本也自己从抽屉里爬了出来，又翻开了一页。
新的红字。这回写的不是我过去欠的账，是“今日之账”——
“刘德茂，本日午时三刻，‘永兴粮号’东侧库房走水，烧毁陈粮三百二十石，折价一千二百八十块大洋。此数与刘德茂历年坑害穷人之利钱总和，毫厘不差。”
我拿着账本的手在发抖。永兴粮号的东侧库房？那不是我今天早上路过的地方吗？我当时还看了一眼，库房好好的，怎么可能走水？
正在这时，街上传来一阵锣响，有人在喊：“走水了！永兴粮号走水了！”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炸开了。
我跌跌撞撞跑上街，远远就看见永兴粮号的方向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等跑到跟前，东侧库房已经烧塌了半边，伙计们提着水桶在救火，东家刘胖子跪在地上哭天喊地。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不知道，库房里头没人，连火源都没有，粮食自己就烧起来了，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火。
我站在人群里，看着那堆烧成灰的粮食，心里默默算了一下——三百二十石，一千二百八十块大洋，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我忽然觉得有人在看我。我回过头，火光映照下，人群的缝隙里，我看到了那个老乞丐的脸。他就站在对面的屋檐下，一动不动地看着我，嘴角挂着那个似笑非笑的表情，像是看一只掉进陷阱里的老鼠。
我拨开人群冲过去，可到了屋檐下，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地上留着一个东西——一枚铜板，是民国初年的老铜板，跟我昨天给他的那四个一模一样。
第二天的账，记的是“陈记布庄”。
陈记布庄的老板陈守信，是个厚道人，我三年前帮他做过一次账。说是做账，其实是帮他女婿做套——他女婿想吞他的家产，让我在账本上做手脚，把布庄的资产一笔一笔地转移到自己名下。我拿了三百块大洋的好处，把陈守信坑得倾家荡产，最后陈守信气得中风，瘫在床上三年，去年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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