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系统空间出来，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
他这才想起自己那间还未打扫的耳房，屋里空荡荡的，连把扫帚都没有。
他无奈地摇摇头，又从系统商城里花0.5个系统币兑换了一把崭新的高粱杆大扫帚和一个铁皮簸箕。
林卫东撸起袖子，屏住呼吸，先用扫帚将地面和墙角的垃圾、灰尘清扫干净，然后用一块湿抹布将门窗和那张唯一的旧木板床擦拭了一遍。一番忙碌下来，屋子虽然依旧简陋，但总算有了几分人味。
他将新买的棉褥子铺在木板床上，又把厚实的棉被叠好放在床头，枕头也摆放整齐。
一个简单却能遮风避雨的安身之所，总算是初步收拾停当了。
时值七月，傍晚的空气依旧带着白日的余温，一丝风也没有，闷得人有些喘不过气。
四合院里却比白日里热闹了不少。
男人们大多赤着膊，或者穿着件汗渍斑斑的白背心，搬了小凳子、小马扎，三三两两地聚在前院、中院的过道上，摇着蒲扇，就着昏暗的路灯光闲聊。
话题无非是厂里的生产指标，哪个领导又发了话，或是哪家又传出了点鸡毛蒜皮的新鲜事。
孩子们则不知疲倦地在院子里追逐打闹，尖叫声、嬉笑声此起彼伏，给这沉闷的夏夜增添了几分鲜活的生气。
1959年，正值“大跃进”的尾声，也是后来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的开端。
物资日渐紧张，普通人家里，油盐酱醋都得省着用，更别提开火做饭了。轧钢厂的职工家属，大多随着职工到厂里食堂吃饭，虽然也要花钱买饭票，但总比自己想办法弄粮食蔬菜来得方便。
手头紧一些的，或者家里人口多的，往往是男人从食堂用大号的铝制饭盒打回饭菜，一家人分着吃。
这种情况，林卫东记得，得持续到六一年，甚至六二年才会慢慢好转。
林卫东将屋里收拾妥当，锁好门，刚一转身，就看到前院的几户人家门口，影影绰绰地坐着几个人，正朝着他这边指指点点，窃窃私语。
“诶，老李，你瞧见了没？东边那耳房，下午好像来了个生面孔。”
一个穿着跨栏背心，摇着蒲扇的瘦高男人压低声音，对他旁边的胖邻居说道。
“可不是嘛，我还纳闷呢，那破屋子多少年没人住了，今儿个怎么亮堂了？”
“看着挺年轻的，不知道是干啥的。”
“管他干啥的，别是成分不好的就行。”
另一个声音插了进来，带着几分警惕。
林卫东听力不错，这些议论声断断续续飘进耳朵里，他只当没听见，脸上波澜不惊。
这种大杂院，人多嘴杂是常态，他要是挨个去解释，非得累死不可。
他现在只想出去走走，顺便熟悉一下周边的环境。
“卫东啊！”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林卫东循声望去，只见闫富贵正坐在自家门口的小马扎上，手里端着个大搪瓷缸子，里面泡着几片茶叶，正乐呵呵地朝他招手。
他旁边还坐着个半大孩子，约莫十来岁的样子，应该是他儿子闫解放。
林卫东见状，只得走了过去，脸上挂着客气的笑容：
“闫老师，您还没歇着呢？”
“嗨，天儿热，出来纳纳凉。”
闫富贵呷了口茶，指了指旁边空着的一个小板凳，
“坐，卫东，刚搬来，还习惯不？屋里缺啥不？跟三大爷说，院里邻居互相帮衬着点儿是应该的。”
他这话听着热络，但林卫东知道，这位闫富贵也就是嘴上客气客气。
“谢谢闫老师关心，都挺好的，我这正打算出去买点零碎。”林卫东婉拒了坐下的邀请。
闫富贵眼睛一亮，放下茶缸，热情地站起身：
“正好，正好！你刚来，对这院里的人肯定还不熟。走，我带你认识认识，以后也好有个照应。这院里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关系处好了，比啥都强！”
林卫东连忙摆手：“闫老师，不用麻烦了，我现在想出去逛逛，很快就回来。改天再跟您好好请教院里的事儿。”
闫富贵见他执意要走，脸上闪过一丝失望，但很快又恢复了笑容：
“那行，那你先去忙。不过啊，卫东，我跟你说，……”
闫富贵话还没说完，就听院门口传来一阵脚步声，紧接着一个粗声粗气的男声响起：
“嘿！你谁啊你？大晚上的在我们院子门口晃悠，想干嘛？”
林卫东闻声转头，只见一个身高约莫一米八左右，膀大腰圆的年轻男人，穿着件洗得发白的工字背心，手里提溜着三四个铝制饭盒，正瞪着一双牛眼，不善地打量着他。
这人面相看着比实际年龄要成熟几分，额头上带着几道浅浅的抬头纹，眼神里透着一股子鲁莽劲儿。
林卫东心中一动，暗道：“一个人住还带三四个饭盒的，想必就是傻柱那个蠢东西了。”
不等林卫东开口，闫富贵已经抢先一步，脸上堆着笑迎了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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