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5日，柏林，德意志帝国议会大厦。
哥特式尖顶下的帝国议会大厅，气氛如同外面的天气一般阴沉，却又被另一种更加灼人的、充满火药味的紧张感所浸透。厚重的窗帘未能完全隔绝街道上隐隐传来的、关于远方后基辅罗斯剧变的议论声，但这声音此刻远不及大厅内唇枪舌剑的万分之一惊心动魄。
帝国首相、社民党党魁奥托·韦尔斯几乎是冲进大厅的。这位温和的首相此刻脸上失去了往日的沉稳，眉头紧锁，步伐急促。他刚刚收到关于基辅爆发大规模起义、斯科罗帕茨基政权摇摇欲坠的详细密报。
与他此前收到的、关于农村凋敝和城市不满的情报相互印证，他意识到，自己多年来对基辅那个“盖特曼”政权的担忧——认为其统治野蛮低效、迟早会引发内部爆炸从而危及帝国东部战略缓冲——正在以最激烈的方式成为现实。
他走上讲台，无视台下右翼议员们投来的冰冷、审视乃至嘲弄的目光，准备发言。他手中攥着的演讲稿，核心是紧急提案：鉴于后基辅罗斯盖特曼政权已证明无法维持稳定并有效履行对帝国义务，且其倒行逆施已引发大规模民变，帝国应立即放弃对其无条件支持，转而寻求与相对“温和”、更具“民族代表性”且流亡海外的“督政府”（以西蒙·彼得留拉和沃洛迪米尔·温尼琴科为首）进行紧急接触和有限合作。
目的是在东欧局势彻底滑向无法控制的左翼革命（即格鲁舍夫斯基的斗士派）之前，建立一个至少表面上更“合法”、更能被国际接受、并且对柏林保有依赖的新政权，从而以较小的代价稳定东线，避免与一个可能的、与巴黎-莫斯科轴心紧密联系的全新激进工农政权直接对峙。
“……先生们！”韦尔斯的声音因急切而略显高亢，“基辅的火焰已经燃起！斯科罗帕茨基的愚蠢和贪婪已经将帝国置于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我们不能继续被一个注定沉没的腐朽船只拖入深渊！现在是时候展现帝国的政治智慧和灵活性，与更广泛的当地民族力量对话，以确保……”
“更广泛的UKR民族力量？您是指那些在日内瓦咖啡馆里空谈民主、幻想着依靠法国施舍的流亡政客吗？还是指那些正在基辅街头举着红旗、喊着苏维埃口号的暴民？！”
一个冰冷、讥诮的声音打断了他。声音来自台下前排，属于一位身着笔挺普鲁士传统军礼服式样便装、头发一丝不苟地向后梳拢、面容瘦削冷峻的中年男人——库尔特·冯·施莱歇尔。
他不仅是帝国容克贵族和重工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更是国会内右翼保守势力（联合了德意志民族人民党、中央党右翼及帝国保守党）推举出的新领袖。他缓缓站起身，姿态优雅却带着捕食者般的压迫感。
韦尔斯脸色一沉：“施莱歇尔将军，请注意你的言辞！我们是在讨论国家战略，不是在军校里训话！彼得留拉督政府至少代表着部分民族主义者的诉求，比起斯科罗帕茨基的傀儡统治，更能获得……”
“更能获得谁的支持？巴黎的工团疯子？还是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施莱歇尔毫不客气地再次打断，他踱步走向讲台前方，声音洪亮，回荡在整个寂静下来的大厅，“韦尔斯先生，让我们不要再兜圈子了。你和你领导的社民党，这几年究竟把伟大的帝国带向了何方？”
他猛然转身，面对所有议员，手臂挥动，仿佛在指点一幅失败的地图：
“看看我们的周边！北边，那些曾经恭顺的北欧国家，如今变成了什么？社会主义的巢穴！西班牙，帝国的传统影响区域，如今陷在内战，红色分子猖獗！意大利，连那个教皇都已经是法国人了！还有东方——我们最大的梦魇——苏维埃俄国，在你的‘温和’和‘克制’政策下，它恢复了吗？壮大了吗？现在，连我们亲手扶植的、作为东部屏障和粮仓的乌克兰，也在你的‘建议’和‘关注’下，燃起了叛乱的熊熊烈火！”
他的话语如同鞭子，抽打着空气，也抽打着许多右翼和中间派议员本就对社民党不满的神经。“四面楚歌！”他厉声喝道，“这就是你，奥托·韦尔斯，给我们帝国带来的‘新局面’！”
“天天在议会高喊‘人民’、‘福利’、‘改革’，可你是怎么对待我们真正的、德意志的人民的？是用虚妄的国际主义幻想麻痹他们的斗志？是用纵容和妥协，让敌人在我们卧榻之侧林立吗？！”
韦尔斯气得脸色发白，他想反驳，想指出自1936年柏林股市危机乃至席卷全球的大萧条以来，正是他领导的社民党政府推行的一系列凯恩斯主义干预政策、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社会保障立法和劳资协调法案，才将帝国从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的边缘拉了回来，稳定了就业，缓和了阶级矛盾，巩固了统治根基。这些功绩，右翼向来选择性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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