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5日，凌晨，基辅。
冬末的寒意依旧刺骨，但黎明前最深的黑暗，正被另一种更灼热、更暴烈的东西从内部撕裂。起初是零星、遥远的爆炸声，像沉闷的春雷，滚过第聂伯河冰冻的河面，惊醒城市边缘棚户区里的野狗。紧接着，枪声——杂乱、密集、来自四面八方——骤然爆发，撕碎了基辅勉强维持的表面宁静。不再是秘密集会的低语，不再是地下印刷机的嗡鸣，而是钢铁与火药的咆哮。
在波迪尔区的工人聚居区，伴随着工厂汽笛被拉响的、并非上工信号的凄厉长鸣，数以千计穿着工装、头戴便帽、手臂扎着红布条的男男女女，如同决堤的洪水般从狭窄的巷道里涌出。
他们手中的武器五花八门：老旧的沙俄制式步枪、猎枪、铁棍、撬杠，甚至只是绑着磨尖钢筋的长杆。
领头的是“铁匠”和他的赤卫队核心，他们穿着不知从何处搞来的旧军大衣，手持相对精良的步枪和少量DP轻机枪，脸上涂抹着煤灰，眼中燃烧着狂热的火焰。
“为了苏维埃！”
“打倒盖特曼！打倒地主！”
口号声与枪声、爆炸声混杂在一起。人群冲向最近的警察所，守卫的盖特曼卫队士兵还没从震惊中完全清醒，就被愤怒的人潮淹没。警察所的大门被撞开，简陋的武器库被洗劫一空。赤卫队员们迅速用沙袋、 电车车厢和从建筑上拆下的石板，在关键路口垒起简陋的街垒。
几乎同时，在城市的另一端，靠近旧兵营的区域，爆炸的火光冲天而起——那是斗士派和沙赫赖手下联合组成的突击队，用简易炸药包和燃烧瓶，袭击了盖特曼卫队的一个小型军火库和车辆集结地。浓烟滚滚，混乱迅速蔓延。
城市中心的电报局、火车站，成为了双方争夺的焦点。忠于斯科罗帕茨基的部队在军官的嘶吼下，依托建筑进行抵抗，马克沁重机枪 的射击声在街道上回荡，将冲锋的工人队伍成片扫倒。
鲜血染红了冻硬的鹅卵石路面。但起义者人数众多，且熟悉地形，他们从侧面巷道渗透，用手榴弹和燃烧瓶攻击机枪火力点，战斗迅速白热化。
而在广阔的农村，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无数个像伊万·彼得连科那样的农民，拿着草叉、镰刀、祖传的火铳，甚至只是木棒，冲进了地主庄园和乡镇公所。积压了数年的仇恨如同火山喷发。
税吏和地主管家被拖出来公开审判，粮仓被打开，地契被焚毁。有些地方，夺取了武器的农民迅速组成游击队，开始沿着公路和铁路线活动，伏击派来镇压的小股盖特曼部队，切断电话线，破坏桥梁。
基辅城内，盖特曼的官邸一片混乱。帕夫洛·斯科罗帕茨基被枪声和紧急报告从睡梦中惊醒，穿着睡袍，脸色惨白如纸，对着面前惊慌失措的军官和德国顾问咆哮：“镇压！立刻镇压！调集所有部队！把大炮拉出来！把这些贱民统统轰成碎片！向柏林求援！快！”
但通讯已经不畅，许多部队的驻地同时遭到袭击，指挥系统陷入瘫痪。更糟糕的是，起义并非毫无组织。斗士派和统一马克思党多年经营的网络开始显现作用，起义者在夺取的据点竖起红旗，建立临时指挥所，尝试协调各区域的行动，并向城外乡村传递消息，呼吁支援。
城市战在巷陌间残酷地拉锯，农村的烽烟四处点燃。三月革命，以最激烈、最血腥的方式，提前爆发了。
它不再是计划中的有序起义，而是一场在压迫达到临界点后自发与有组织结合的总爆发，一场用最原始的仇恨和最简陋的武器，向旧秩序发起的、不计代价的冲锋。第聂伯河的冰面，在这一天，被革命的灼热和镇压的冷酷，共同炙烤、崩裂。
巴黎，波旁宫，玛格丽特办公室。同日，凌晨稍晚时分。
巴黎还在沉睡，但波旁宫这间办公室的灯光，再次彻夜未熄。玛格丽特靠在椅背上，闭着眼，手中捏着一份刚刚由薇薇安亲自送来的、还带着通讯室寒气的加密电报。电报很长，是公社情报网络通过多条备用线路，拼凑出的关于基辅事件的第一批详细报告。
办公室内异常安静，只有壁炉里木炭偶尔的爆裂声，以及窗外巴黎凌晨特有的、遥远的市声。
路易坐在一旁的沙发上，面前摊开着笔记本，但笔尖久久未动。薇薇安静立在地图旁，冰蓝色的眼眸望着窗外泛白的天际线，仿佛在倾听来自东方的回响。
良久，玛格丽特缓缓睁开了眼睛。紫罗兰色的眼眸深处，没有了往日的锐利计算或激昂斗志，只剩下一种深不见底的、混合了尘埃落定般的疲惫、巨大压力的沉淀，以及对无可避免之事的、苍凉的明悟。
她没有看电报，而是将它轻轻放在桌上，手指无意识地抚过光滑的桌面。她的目光投向墙上那幅巨大的欧洲地图，视线仿佛穿透了纸张，看到了基辅街头燃烧的路障、倒伏的尸体、农民手中高举的草叉，也看到了总参谋部地图前那些冷静甚至兴奋地评估局势的将军们，看到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里沉思的领导者，看到了伦敦唐宁街焦虑的官员，看到了罗马威尼斯宫沉闷的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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