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环节很快变成了两种思维范式的碰撞。
莉亚娜提出：“根据我们最新的MHD模拟，在冲击波与密度不均匀的云团相互作用时，可能会产生局部的、短暂的磁重联‘热点’，这些热点虽然尺度小、寿命短，但对局部粒子加速效率可能有数量级的影响。我们是否需要考虑在模型中加入这种‘间歇性湍流’效应？虽然这会大大增加计算复杂度和不确定性。”
伊塔立刻回应：“‘间歇性湍流’的引入会引入大量难以约束的自由参数，降低模型的预测能力。除非有直接的、高分辨率的观测证据支持这种结构普遍存在且影响显着，否则从奥卡姆剃刀原理和模型稳健性角度，我认为应优先完善现有‘平滑连续’框架下的物理过程描述，通过更精细的辐射转移计算来匹配观测谱。”
“但现有的‘平滑连续’模型在高能伽马射线能段的预测与部分观测存在系统性的偏离！”莉亚娜争辩道，“那些偏离，可能就是这些‘小尺度’、‘非线性’过程未被考虑进去的迹象！科学研究有时候需要一点冒险，去探索那些看起来‘不经济’但可能更接近真相的路径！”
“冒险需要建立在严谨的概率评估和成本效益分析基础上。”伊塔不为所动，“盲目增加模型复杂度，可能导致过拟合，或者引入无法验证的‘伪物理’。联邦的科学方法论强调，在现有框架未能被明确证伪之前，应致力于在其内部进行优化和拓展，而非轻易引入新的、不确定的假设。我们可以设计更针对性的观测提案，来检验你提到的‘热点’是否存在及其影响程度，在此之前，模型应保持简洁。”
争论持续了整整一个标准时。莉亚娜觉得对方僵化、缺乏想象力；伊塔则认为对方不够严谨、倾向于“讲故事”而非“解方程”。其他与会的双方科学家也纷纷加入，支持各自的观点。会议室内，一方追求模型的“包容性”与“物理直觉”，另一方则坚持“简洁性”与“预测精度”，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终，第一次联合研讨会不欢而散，未能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合作方案，只同意各自回去完善自己的模型，并尝试寻找更“客观”的观测数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类似的情况在协作区的不同课题组中不同程度地上演。在“宇宙早期星系形成与再电离”课题中，联盟团队倾向于构建包含多种反馈机制（恒星风、超新星、活动星系核）的、高度复杂的半解析模型，探索各种可能的历史路径；而联邦团队则致力于开发高度参数化、以匹配当前大规模星系巡天统计特性为首要目标的“最小物理模型”。在“暗能量状态方程约束”项目中，联盟科学家热衷于探讨各种超越标准宇宙学模型的理论可能性（如修改引力、相互作用暗能量等），而联邦科学家则更专注于利用现有最精确的数据（如超新星、重子声波振荡、宇宙微波背景），对标准模型内的参数进行前所未有的精细化测量和误差分析。
合作，陷入了某种僵局。双方都展示了顶尖的专业素养和技术实力，但驱动他们研究的底层哲学和方法论，却仿佛两套运行在不同操作系统上的软件，数据可以交换，但核心逻辑难以兼容。
“他们只想证明自己已有的模型是对的，或者至少是‘最优解’，根本不愿意真正敞开思想，去探索未知的可能性！”一次内部总结会上，莉亚娜有些气恼地对陆明渊说。
陆明渊推了推眼镜，苦笑：“而他们觉得我们是在用华丽的想象和复杂的模型掩盖知识的匮乏，缺乏将不确定性转化为可操作预测的能力。西塔博士私下跟我交流时，委婉地表示，我们的研究风格‘发散性有余，聚焦性不足’，不利于集中资源解决关键问题。”
“可科学本来就不是流水线生产！”另一位联盟天体物理学家反驳，“突破往往诞生于看似‘不经济’的探索和意外的碰撞！”
“但在联邦的价值体系里，‘效率’和‘确定性’是优先于‘可能性’和‘意外’的。”陆明渊叹了口气，“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联合科研项目，光有共享的数据和设备不够，我们还需要找到一种能让两种思维模式‘对话’而不仅仅是‘碰撞’的工作方式。”
就在联合科研似乎要陷入“礼貌性僵持”时，转机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了。
观测站的核心数据处理中心，负责监控“万象观测站”超远程被动传感器阵列（这些阵列分布极广，甚至延伸到了联盟与联邦缓冲星域的边缘）的团队，报告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发现。
“检测到‘虚空鲸群’大规模异常迁徙活动。”值班的联盟科学家在例行数据筛查中，标记出了一系列异常信号，“目标：编号‘虚空鲸-γ-1147’族群，该族群通常栖息在‘寂寥星云’外围的富灵能尘埃带。过去七十二标准时内，监测到该族群超过百分之八十的成年个体及所有幼崽，离开了传统栖息范围，正以稳定的、高于常规觅食速度约三倍的集群速度，向‘寂静深渊’方向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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