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的秋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急切一些。才刚过八月，兴安岭深处的狍子屯，早晚就已经带上了明显的凉意。山风掠过已经开始泛黄的柞树叶子和依旧墨绿的松针，发出呜呜的声响，卷起地上零星飘落的、最早一批掉下的榛子壳和松塔碎片，带来一种属于北国边陲特有的、苍凉而肃杀的气息。
屯子最东头，那栋新翻修过、墙体还带着新鲜泥土痕迹的大院里，此刻却是一派与外间清冷截然不同的火热景象。郭春海穿着一件半旧的、洗得发白的军绿色棉布夹克，下身是厚实的劳动布裤子，脚蹬一双高帮翻毛牛皮靴，正站在院子中央，目光如同淬了火的探照灯，逐一扫过眼前整齐排列的十来个精壮汉子。
这些都是他精心挑选出来，即将参与首次跨境狩猎的核心队员。老崔、格帕欠、二愣子这几个老兄弟自然在列，此外还有李根柱等几个在近几次出海和屯内事务中表现出色、通过了严格考核的年轻后生。每个人都是类似的户外装扮，身上背着自己惯用的武器——主要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子弹带鼓鼓囊囊，彰显着充足的准备。格帕欠除了步枪，背上还背着他那张几乎从不离身的硬木弓和一壶箭，腰间的猎刀刀鞘磨得油亮。二愣子则有些显摆地摆弄着他那支新弄到的、带着瞄准镜的（虽然是老式）莫辛-纳甘步枪，说是更适合远距离狙杀大家伙。
除了武器，每个人脚边还放着一个硕大的、鼓鼓囊囊的牛皮背囊。里面装着厚实的羊毛毡毯、防水帆布、充足的肉干炒面、盐巴、火种、急救药品、以及各种必要的工具——斧头、锯子、绳索、钢针、鱼钩线等等。所有的装备都经过了反复检查和精简，确保在保证生存和战斗力的前提下，尽可能减轻负重，以适应长途跋涉和复杂环境。
乌娜吉和几个船队队员的家属，正忙着将最后一批准备好的物资递到队员们手中——主要是用油纸包好、防潮的引火绒，以及她带着屯里妇女们连夜赶制出来的、加了厚绒里的皮手套和护耳。乌娜吉的脸上带着一如既往的温顺，但眼底深处那抹化不开的担忧，却比以往任何一次郭春海出门时都要浓重。她默默地将一副格外厚实的手套塞进郭春海的背囊夹层，又仔细地替他理了理夹克的领子，低声道：“一切小心，早点……回来。”
郭春海用力握了握她的手，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他知道，这次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上山下海。这是要越过那道无形的国境线，进入陌生而危险的异国土地，其中的风险，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托罗布老爷子穿着一件厚重的、毛色已经有些黯淡的狼皮袄，手里端着一个粗糙的木碗，里面是掺了老山参须子和几种不知名草药的烈酒。他颤巍巍地走到队伍前面，用鄂伦春语低声吟唱起古老而苍凉的祈福歌谣，祈求山神白那恰指引方向，保佑儿郎们平安归来，猎获丰盈。浑浊的老眼里，闪烁着与年龄不符的锐光，他看向郭春海，用生硬的汉语叮嘱道：“春海，山那边，规矩不一样了。眼睛放亮，耳朵竖尖，该狠的时候不能软，该躲的时候……也别逞强。”
“我记下了，老爷子。”郭春海恭敬地接过木碗，将碗中辛辣的液体一饮而尽，一股热流瞬间从喉咙烧到胃里，驱散了秋晨的寒意。
队伍出发了，没有惊动太多屯民，如同几道融入林间的影子，悄无声息地离开了狍子屯，向着北方那道巍峨绵延的国境线方向迤逦而行。
他们的第一站，是距离边境线只有十几里地的一个叫做“黑瞎子沟”的小镇。这里名义上是个以林业和少量边贸为主的小镇，但实际上鱼龙混杂，充斥着来自各地、怀揣着各种目的的冒险者、走私贩子和情报掮客。低矮的、多半是用原木垒成的房屋歪歪扭扭地分布在一条泥泞的主路两侧，空气中弥漫着木材腐烂、牲口粪便和劣质烟草混合的怪异气味。几个穿着臃肿、眼神警惕的汉子蹲在墙根下晒太阳，目光在郭春海这一行装备精良、气质彪悍的外来者身上扫来扫去。
郭春海按照事先得到的模糊信息，带着队伍来到了镇子最西头一家连招牌都没有、只挂着一个破旧红布条的小酒馆门前。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一股更加浓烈的、混合着伏特加、酸菜和汗臭的味道扑面而来。昏暗的灯光下，只有寥寥几个客人，都是些看起来就不像善茬的角色。
郭春海的目光在店内扫过，最终落在了角落里一个独自喝着闷酒、身材干瘦、眼珠子却滴溜溜乱转的中年男人身上。他穿着一件不合身的、沾满油污的旧西装，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这就是他要找的线人，外号“地老鼠”的刘三。
郭春海走过去，在刘三对面坐下，格帕欠和二愣子一左一右，看似随意地站在他身后，实则封锁了所有角度。
“刘三爷？”郭春海压低声音，用的是事先约定的暗语，“老家来的亲戚，想淘换点山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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