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四的“夜巴黎”歌舞厅,开在县城西关最热闹的地段。
三层小楼,外墙贴着白色的瓷砖,在八十年代末的县城里算得上气派。门口挂着霓虹灯招牌,红绿蓝三色灯管勾勒出“夜巴黎”三个字,一到晚上就闪个不停,能把半条街都映得花花绿绿的。二楼窗户用深色窗帘遮得严严实实,里面传出震耳欲聋的音乐声——邓丽君的《甜蜜蜜》,音量开到最大,震得窗玻璃都在抖。
可就是这么个看起来红火的地方,生意却一天比一天冷清。
晚上八点,正是歌舞厅该上客的时候。赵四站在二楼办公室的窗户后面,撩开窗帘一角往下看。街对面,“兴安野味店”的招牌在路灯下闪着金光,门口停了好几辆自行车,还有人拎着大包小包从店里出来。而自己这边,门可罗雀,只有两个小青年在门口探头探脑,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去了对面。
“妈的!”赵四狠狠啐了一口,把窗帘摔上。
他是个四十出头的汉子,长得五大三粗,脖子比脑袋粗,满脸横肉,左脸颊有道疤,是年轻时打架留下的。早年因为投机倒把蹲过三年大牢,出来后在县城混社会,靠着心狠手辣混出点名堂,开了这家歌舞厅。本来生意不错,县城就这么一家娱乐场所,年轻人没处去,都往这儿跑。可自从合作社开了野味店,一切都变了。
那些有钱的、有权的,都去野味店吃饭了。吃完饭,顺道买点山珍野味带回家。一来二去,他这边就没人来了。歌舞厅这种地方,讲究的是人气,人越少越没人来,恶性循环。
“老板,账算好了。”会计是个戴眼镜的瘦子,战战兢兢地递上账本。
赵四翻开一看,眉头皱成了疙瘩。这个月营业额只有两千多,还不够交房租水电的。服务员、乐队的工资都欠了两个月了。
“钱胖子那边怎么说?”赵四问。
钱胖子是国营饭店经理,也是他的“合作伙伴”——歌舞厅的酒水、小吃都是从国营饭店进的货,钱胖子拿回扣。
“钱经理说……说再不结账,就不给供货了。”会计声音更小了。
“操!”赵四一拳砸在桌子上,茶杯跳起来老高。
他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合作社。郭春海那小子,不光开了野味店,还在筹备开歌舞厅。听说地方都选好了,就在十字街口,比他的夜巴黎地段还好。这要是开起来,他的生意就彻底完了。
“不能让他开起来。”赵四眼中闪过一丝凶光。
他有个远房表哥在哈尔滨混黑道,外号“刀哥”,手下有一帮亡命徒,专门替人“平事”。赵四决定请刀哥出手,把合作社的野味店砸了,给郭春海一个下马威。
电话打到哈尔滨,刀哥很爽快:“老四的事就是我的事。五个人,一人五百,包来回。什么时候动手?”
“越快越好。”赵四说。
“行,明天就过去。”
挂了电话,赵四心里踏实了些。刀哥那帮人他见过,个个都是狠角色,手里有人命。对付郭春海那些乡下猎户,绰绰有余。
可他不知道的是,他这边刚放下电话,消息就传到了合作社。
传消息的是夜巴黎的一个服务员,叫小芳。这姑娘才十八岁,家在乡下,来县城打工,在歌舞厅端盘子。赵四对她动手动脚,她不敢反抗,但心里恨。她有个老乡在合作社的野味店当售货员,一次闲聊时说起了这事。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话很快就传到了郭春海耳朵里。
“消息可靠吗?”郭春海问疤脸刘。
“可靠。”疤脸刘说,“小芳那姑娘我见过,老实本分,不会说谎。她说赵四打电话时她正好在隔壁打扫卫生,听得一清二楚。”
“五个人,从哈尔滨来……”郭春海沉思,“看来赵四这次是下血本了。”
“队长,咱们怎么办?报警?”
“报警没用。”郭春海摇头,“人还没来,警察不会管。再说,等他们真来了,砸完就跑,抓都抓不住。”
“那……”
“将计就计。”郭春海眼中闪过一丝冷光,“他们不是要来砸店吗?咱们就让他们来。来个瓮中捉鳖。”
计划很快制定出来。野味店照常营业,但晚上留人值班——不是普通的售货员,是合作社的骨干,都带着家伙。同时,在店周围设暗哨,一旦发现可疑人物,立刻报警。
郭春海还做了另一手准备——他让金成哲带几个人,埋伏在县城外的公路上。刀哥那帮人从哈尔滨来,肯定坐长途车。等他们到了,先不惊动,跟着看他们住哪儿,跟谁接头。
一切安排妥当,只等鱼上钩。
两天后,刀哥的人到了。
一共五个,都是二三十岁的汉子,穿着皮夹克,留着长头发,眼神凶狠,一看就不是善茬。领头的是刀哥的得力手下,外号“黑皮”,因为皮肤黑得像炭。
五个人在县城汽车站下车,先找了个小旅馆住下。下午,黑皮去夜巴黎见了赵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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