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四的“夜巴黎”歌舞厅，开在县城西关最热闹的地段。
三层小楼，外墙贴着白色的瓷砖，在八十年代末的县城里算得上气派。门口挂着霓虹灯招牌，红绿蓝三色灯管勾勒出“夜巴黎”三个字，一到晚上就闪个不停，能把半条街都映得花花绿绿的。二楼窗户用深色窗帘遮得严严实实，里面传出震耳欲聋的音乐声——邓丽君的《甜蜜蜜》，音量开到最大，震得窗玻璃都在抖。
可就是这么个看起来红火的地方，生意却一天比一天冷清。
晚上八点，正是歌舞厅该上客的时候。赵四站在二楼办公室的窗户后面，撩开窗帘一角往下看。街对面，“兴安野味店”的招牌在路灯下闪着金光，门口停了好几辆自行车，还有人拎着大包小包从店里出来。而自己这边，门可罗雀，只有两个小青年在门口探头探脑，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去了对面。
“妈的！”赵四狠狠啐了一口，把窗帘摔上。
他是个四十出头的汉子，长得五大三粗，脖子比脑袋粗，满脸横肉，左脸颊有道疤，是年轻时打架留下的。早年因为投机倒把蹲过三年大牢，出来后在县城混社会，靠着心狠手辣混出点名堂，开了这家歌舞厅。本来生意不错，县城就这么一家娱乐场所，年轻人没处去，都往这儿跑。可自从合作社开了野味店，一切都变了。
那些有钱的、有权的，都去野味店吃饭了。吃完饭，顺道买点山珍野味带回家。一来二去，他这边就没人来了。歌舞厅这种地方，讲究的是人气，人越少越没人来，恶性循环。
“老板，账算好了。”会计是个戴眼镜的瘦子，战战兢兢地递上账本。
赵四翻开一看，眉头皱成了疙瘩。这个月营业额只有两千多，还不够交房租水电的。服务员、乐队的工资都欠了两个月了。
“钱胖子那边怎么说？”赵四问。
钱胖子是国营饭店经理，也是他的“合作伙伴”——歌舞厅的酒水、小吃都是从国营饭店进的货，钱胖子拿回扣。
“钱经理说……说再不结账，就不给供货了。”会计声音更小了。
“操！”赵四一拳砸在桌子上，茶杯跳起来老高。
他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合作社。郭春海那小子，不光开了野味店，还在筹备开歌舞厅。听说地方都选好了，就在十字街口，比他的夜巴黎地段还好。这要是开起来，他的生意就彻底完了。
“不能让他开起来。”赵四眼中闪过一丝凶光。
他有个远房表哥在哈尔滨混黑道，外号“刀哥”，手下有一帮亡命徒，专门替人“平事”。赵四决定请刀哥出手，把合作社的野味店砸了，给郭春海一个下马威。
电话打到哈尔滨，刀哥很爽快：“老四的事就是我的事。五个人，一人五百，包来回。什么时候动手？”
“越快越好。”赵四说。
“行，明天就过去。”
挂了电话，赵四心里踏实了些。刀哥那帮人他见过，个个都是狠角色，手里有人命。对付郭春海那些乡下猎户，绰绰有余。
可他不知道的是，他这边刚放下电话，消息就传到了合作社。
传消息的是夜巴黎的一个服务员，叫小芳。这姑娘才十八岁，家在乡下，来县城打工，在歌舞厅端盘子。赵四对她动手动脚，她不敢反抗，但心里恨。她有个老乡在合作社的野味店当售货员，一次闲聊时说起了这事。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话很快就传到了郭春海耳朵里。
“消息可靠吗？”郭春海问疤脸刘。
“可靠。”疤脸刘说，“小芳那姑娘我见过，老实本分，不会说谎。她说赵四打电话时她正好在隔壁打扫卫生，听得一清二楚。”
“五个人，从哈尔滨来……”郭春海沉思，“看来赵四这次是下血本了。”
“队长，咱们怎么办？报警？”
“报警没用。”郭春海摇头，“人还没来，警察不会管。再说，等他们真来了，砸完就跑，抓都抓不住。”
“那……”
“将计就计。”郭春海眼中闪过一丝冷光，“他们不是要来砸店吗？咱们就让他们来。来个瓮中捉鳖。”
计划很快制定出来。野味店照常营业，但晚上留人值班——不是普通的售货员，是合作社的骨干，都带着家伙。同时，在店周围设暗哨，一旦发现可疑人物，立刻报警。
郭春海还做了另一手准备——他让金成哲带几个人，埋伏在县城外的公路上。刀哥那帮人从哈尔滨来，肯定坐长途车。等他们到了，先不惊动，跟着看他们住哪儿，跟谁接头。
一切安排妥当，只等鱼上钩。
两天后，刀哥的人到了。
一共五个，都是二三十岁的汉子，穿着皮夹克，留着长头发，眼神凶狠，一看就不是善茬。领头的是刀哥的得力手下，外号“黑皮”，因为皮肤黑得像炭。
五个人在县城汽车站下车，先找了个小旅馆住下。下午，黑皮去夜巴黎见了赵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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