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多百分之三十五。”郭春海坚持，“林先生，您想想，货源虽然重要，但销售渠道更重要。没有我们合作社的运输队和销售网络，您的货进不了内地，或者进去了也卖不上价。我们是互相需要，互相成就。”
这话说得在理。林先生在香港有关系，能拿到好货，但往内地销售是他的短板。内地政策复杂，地方保护严重，没有可靠的合作伙伴，货根本进不去。
“百分之四十。”林先生让步，“不能再少了。”
郭春海想了想，说：“可以。但有两个条件。”
“请讲。”
“第一，货源价格必须比市场价低百分之二十以上。第二，合资公司的总经理必须由我们合作社的人担任。”
第一个条件是为了保证利润空间。第二个条件是为了掌握公司的实际运营权。
林先生考虑了很久。这两个条件都不算苛刻，但结合起来，意味着他成了单纯的供货商，对公司没有控制权。
但他也清楚，没有合作社的渠道，他的货进不了内地市场。而内地市场太大了，十亿人口，哪怕只占一小块，也是天文数字的利润。
“可以。”林先生最终点头，“但我也有个条件——合资公司每年必须从我这里采购不少于五百万的货物。”
五百万，在八十年代末是个巨大的数字。但郭春海算过，如果销售网络铺开，这个数字不难达到。
“可以。”他答应。
两人举杯，合作基本达成。接下来是细节谈判：公司注册地、注册资本、管理架构、利润分配、风险承担……一条一条谈，一个字一个字抠。
谈判进行了三天。郭春海把格帕欠和二愣子都叫上，三个人轮流跟林先生的团队谈。阿强做中间人，帮忙协调。
郭春海发现，香港人做生意确实精细，合同条款写得滴水不漏，各种可能的情况都考虑到了。他一边谈一边学，学到了很多。
比如风险分担。林先生提出，如果货物在运输途中损毁或丢失，损失由合作社承担；如果货物质量问题，由林先生承担。这很合理，郭春海接受了。
比如结算方式。林先生要求货到付款，郭春海要求货到后一个月内付款，给销售留出时间。最后折中，货到后十五天内付款。
比如争议解决。林先生提议在香港仲裁，郭春海坚持在内地法院。最后约定，如果发生争议，先在深圳调解，调解不成再仲裁，仲裁地选在深圳。
这些细节看起来琐碎，但关系到切身利益，不能马虎。郭春海每一条都仔细推敲，不懂就问，不清楚就查，绝不糊弄。
三天后，合作协议正式签署。合资公司命名为“深兴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五十万，合作社出资三十万占百分之七十股份，林先生以货源入股占百分之三十股份。公司总部设在深圳，在哈尔滨设分公司。
签完字，双方握手。林先生感慨：“郭先生，跟你做生意，痛快。你是我见过最精明也最实在的内地商人。”
“林先生过奖。”郭春海说，“希望我们合作愉快，共创辉煌。”
合作达成，接下来是具体落实。郭春海在深圳又待了一周，把公司的架子搭起来。租了办公室，招了会计、文员，买了办公设备。二愣子被任命为深圳办事处主任，负责与林先生对接。格帕欠负责安保和运输。
临走前，郭春海把二愣子叫到跟前，交代了很多。
“二愣子，深圳这边就交给你了。你的任务很重，一要保证货源质量，二要开拓销售渠道，三要管理好公司。有什么事多跟阿强商量，解决不了给我打电话。”
“队长放心，我一定办好。”二愣子拍胸脯。
“还有，”郭春海压低声音，“林先生虽然合作了，但毕竟是外人。公司的核心业务、财务、人事，一定要掌握在咱们自己人手里。香港那边的货源要严格把关，不合格的坚决不要。”
“明白。”
郭春海又去拜访了陈会长，感谢他的牵线搭桥，并请商会以后多关照深兴公司。陈会长满口答应。
一切安排妥当，郭春海准备返回东北。出来一个多月了，他想家了，想乌娜吉，想合作社的兄弟们。
走之前，他特意去商场买了些东西：给乌娜吉买了件时髦的连衣裙，给未出生的孩子买了小衣服，给合作社的兄弟们买了深圳特产。
坐在回程的火车上，郭春海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景色，心里感慨万千。
这一趟深圳之行，收获巨大。不仅谈成了合作，打通了香港货源，更重要的是开了眼界，长了见识。
他看到了特区的速度，看到了改革开放的活力，看到了中国经济的未来。
合作社要跟上这个时代，不能只守着兴安岭那一亩三分地。要走出去，要把生意做到全国，甚至做到国外。
这很难，但必须做。
火车隆隆，驶向北方。郭春海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
他仿佛看到了合作社的未来——南北货畅其流，生意红红火火；社员们家家住新房，户户有存款；孩子们都能上学，老人们都能养老。
这一切，正在一步步实现。
而他要做的，就是带领合作社，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不管面对什么挑战。
因为他知道，这条路是对的。
这条路，通往共同富裕，通往美好生活。
这条路，就是改革开放的路，就是中国发展的路。
合作社走在这条路上，是幸运的，也是必然的。
车轮滚滚，时代向前。
郭春海和他的合作社，也在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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