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吉，做生意……有些事情，不能太较真。”他含糊地说，“该打点的得打点，该花钱的得花钱。”
“可这是违法的！”乌娜吉很严肃，“万一被查出来，是要坐牢的！”
“没那么严重，大家都这么干。”
“大家干就是对的吗？”乌娜吉盯着他，“春海，咱们合作社能有今天，靠的是诚信经营，靠的是乡亲支持。不能走歪门邪道！”
郭春海沉默了。妻子说得对，可他也有苦衷。在中国八十年代末的商业环境下，完全干干净净做生意，太难了。你不打点，别人打点，生意就被抢走了；你不给回扣，合作伙伴就不跟你合作。
“娜吉，这些事我来处理，你别管了。”他最后说，“你就管好明面上的账，其他的交给我。”
“不行。”乌娜吉很固执，“要么都管，要么不管。我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两人第一次因为工作的事吵了起来。吵得很凶，把儿子都吓哭了。
最后乌娜吉抱着孩子回了娘家。这是她产后第一次回娘家，郭春海怎么劝都不听。
“春海，咱们都冷静冷静。”乌娜吉临走时说，“想想合作社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路。是继续走歪门邪道，赚快钱；还是走正道，赚安心钱。”
郭春海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家里，心里乱糟糟的。妻子的质问，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合作社光鲜背后的阴影。
是的，合作社发展太快，很多做法游走在法律边缘。给官员送礼，给黑社会交保护费，偷税漏税，虚开发票……这些事，他都干过。
以前他觉得这是必要的代价，是生存之道。可现在被妻子点破，他不得不正视：这真的是正道吗？
合作社的初心是什么？是带着乡亲们共同富裕，是让山里人过上好日子。可如果为了赚钱不择手段，那跟那些黑心商人有什么区别？
他想起了重生前的经历。前世他见过太多企业，为了快速发展，铤而走险，最后要么倒闭，要么老板进监狱。合作社不能重蹈覆辙。
可转型谈何容易？合作社现在每月给各级官员的“孝敬”就有好几万，给黑社会的“保护费”也有好几千。如果不给，生意还能做下去吗？
郭春海想了三天三夜。最后他做出决定：洗白。
从今往后，合作社所有经营必须合法合规。该交的税交，该办的证办，该走的手续走。官员那里，只送土特产，不送钱；黑社会那里，一分不给，敢来找事就打出去。
当然，这会损失一部分利益，甚至会得罪一些人。但长远看，值得。
他去找乌娜吉，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她。
“娜吉，我想好了。”他说，“合作社从今天起，彻底洗白。以前那些不干净的钱，不赚了；不干净的事，不干了。咱们堂堂正正做生意，赚安心钱。”
乌娜吉看着他，眼里闪着泪光：“春海，你想清楚了？这样可能会少赚很多钱。”
“想清楚了。”郭春海握住她的手，“钱少赚点没事，良心不能丢。合作社的根在兴安岭，魂在乡亲们心里。如果为了钱丢了根，丢了魂，那合作社就不是合作社了。”
“好。”乌娜吉点头，“我支持你。账目我来管，保证每一分钱都干干净净。”
夫妻俩和好了。不仅和好，关系更亲密了。因为他们有了共同的信念，共同的目标。
回到合作社，郭春海召开了董事会，宣布了转型决定。有些人反对，觉得太激进，会毁了合作社。
“队长，不给官员送礼，咱们的执照还能批下来吗？”
“不给黑社会交钱，他们来砸店怎么办？”
“税都交齐了，利润就少了，社员们分红就少了。”
郭春海一一解答：“执照合法经营，凭什么不批？黑社会敢来，咱们就打，打不过就报警。利润少了，咱们就想办法开拓新市场，开发新产品。总之，邪门歪道，坚决不走！”
经过激烈讨论，最后投票通过。合作社开始了艰难的洗白之路。
第一个月，很艰难。运输队被查了三次，每次都找出“问题”，罚款五千。夜总会被消防、卫生、工商轮番检查，每次都要“整改”。边境贸易的货被海关扣了，说是“手续不全”。
损失不小，但郭春海坚持住了。该交的罚款交，该整改的整改，该补的手续补。同时，他也在积极建立新的关系网——不是靠行贿，而是靠合作，靠共赢。
合作社出钱修了县城到狍子屯的公路，县领导很高兴，给了政策支持。合作社捐钱建了希望小学，教育局很满意，给了表彰。合作社安置了下岗职工，劳动局很认可，给了优惠。
慢慢地，关系理顺了。官员们发现，郭春海虽然不送钱，但办实事，能给地方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反而更愿意支持他。
黑社会那边，郭春海采取了强硬态度。吴天的人再来收保护费，直接打出去。打了几次，对方知道合作社不好惹，也不敢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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