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屯里人会怎么看我？会说我是疯子，说你不该娶我……”
“谁敢说，我撕了他的嘴！”郭春海声音不大，但很坚定，“娜吉，你是最好的妻子，最好的母亲。是我不好，没照顾好你。”
回到屯子，郭春海第一件事就是召开家庭会议。把王婶、张大娘、还有几个关系好的妇女请来，把情况说明了。
“娜吉病了，需要静养。孩子请王婶帮着带，每月我给二百块钱辛苦费。家务活大家轮流帮帮忙，买菜做饭打扫卫生，我都给钱。”
“春海，你说这话就见外了。”王婶说，“娜吉是我们看着长大的，跟亲闺女一样。带孩子，干家务，都是应该的，不要钱。”
“对，不要钱。”张大娘也说，“春海，你就安心照顾娜吉，合作社的事也少管点。钱是挣不完的，家人才是最重要的。”
郭春海很感动。屯里人朴实，关键时刻最能体现真情。
接下来几天，他推掉了所有工作，专心在家陪妻子。早上陪她散步，中午陪她吃饭，晚上陪她说话。乌娜吉吃药后情绪稳定多了，但还是不爱说话，经常一个人发呆。
郭春海想尽办法逗她开心。给她讲合作社的趣事，讲儿子安子的成长，讲未来的打算。乌娜吉听着，偶尔笑一笑，但笑容很淡，转瞬即逝。
这天晚上，郭春海端来洗脚水，给乌娜吉洗脚。乌娜吉的脚因为怀孕水肿，现在还没完全消，摸着还有些浮肿。
“春海，你别这样……”乌娜吉想把脚缩回去，“我自己能洗。”
“别动。”郭春海按住她的脚，轻轻地按摩，“大夫说了，按摩能促进血液循环，消肿。我以前总不在家，没照顾好你。现在补上。”
乌娜吉看着他低头认真按摩的样子，眼泪又掉下来了：“春海，我拖累你了……合作社那么多事，你都放下了……”
“合作社没了我，还有金成哲，还有格帕欠，还有那么多兄弟。”郭春海抬起头，看着她，“可你没了我，怎么办？安子没了妈，怎么办？”
乌娜吉哭得更厉害了。这些天的压抑、恐惧、自责，全都涌了出来。她抱着郭春海，哭得像个孩子。
郭春海拍着她的背，轻声安慰：“哭吧，哭出来就好了。以后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别憋着。我在这儿，哪儿也不去。”
从那以后，乌娜吉的状态一天天好起来。药按时吃，觉按时睡，每天跟王婶学做新的菜，跟张大娘学织毛衣。虽然还会做噩梦，但次数少了，程度轻了。
郭春海也调整了工作节奏。合作社的事，他只抓大事，小事都交给别人。每天上午去合作社处理公务，下午就回家陪妻子。周末带全家去县城玩，逛公园，看电影，下馆子。
这天周末，他带乌娜吉和儿子去哈尔滨。住的是友谊宾馆，吃的是俄式西餐，逛的是中央大街。乌娜吉很久没出门了，看什么都新鲜，脸上的笑容也多了。
在松花江边，他们拍了张全家福。郭春海抱着儿子，乌娜吉依偎在他身边，背景是滔滔江水和对岸的太阳岛。照片洗出来，乌娜吉看了又看，小心地夹在相册里。
“春海，等安子长大了，咱们再拍一张。”她说，“到时候你老了，我老了，安子长大了，娶媳妇了。”
“好，每年都拍。”郭春海搂着她的肩，“等咱们金婚的时候，拍一张最大的，挂在客厅里。”
乌娜吉靠在他肩上，看着江面上来往的船只，心里很久没有这么平静了。
从哈尔滨回来，乌娜吉主动提出要参与合作社的工作。
“我在家闲着也是闲着，想找点事做。”她说，“合作社不是缺会计吗？我学过记账，能帮忙。”
郭春海有些犹豫。合作社的财务很重要，而且涉及到很多敏感信息。但他不想打击妻子的积极性。
“行，你先跟着金成哲学学。从简单的做起，管管流水账。”
乌娜吉很认真。每天上午去合作社财务室，跟着会计学做账。她虽然没受过专业训练，但很细心，很负责。合作社的账目以前有些混乱，她来了之后，一笔一笔理清楚，建立了规范的账本。
一个月后，金成哲跟郭春海汇报：“嫂子真行，账目理得清清楚楚，一笔都不差。比原来的会计强多了。”
郭春海很高兴。妻子有了事做，精神头更足了，脸上也有了血色。而且她管账，合作社的财务更透明，更规范。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合作社摊子大，业务多，有些账目涉及到灰色地带。比如给工商局、税务局的关系费，给运输路上的“买路钱”，给合作伙伴的回扣。这些钱不能明目张胆地记在账上，只能做两套账。
乌娜吉发现了。
“春海，这笔三千块钱的支出，写的是‘办公用品’，但发票是饭店的。”她拿着账本问，“还有这笔五千，写的是‘设备维修’，但收款人是个私人账户。”
郭春海一时语塞。这些事，他本来不想让妻子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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