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馨的新居生活和对实验室的新鲜感很快被一个巨大而现实的挑战所取代——博士生资格考试（Qualifying Exam）。这是美国博士培养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关卡，通常在入学第一年或第二年进行，旨在全面考察学生的基础知识、学术潜力和研究能力。通过，才能正式成为博士候选人（PhD Candidate）；失败，则可能面临淘汰或转硕的压力。
MIT和Harvard的考试以难度高、范围广、要求严苛着称。顾言澈所在的物理理论方向，需要深入考核四大力学、量子场论、广义相对论等高阶课程，以及相关数学工具的精熟运用，形式通常是长达数小时的闭卷笔试加上紧张的口试答辩。苏念晴的生物医学方向，则需要面对涵盖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学、以及相关计算和统计方法的庞大体系，形式多是综合笔试和文献批判性分析。
考试时间定在十二月，距离他们入学仅三个月。压力如山般压下，冲淡了初到波士顿的闲适与新奇。
他们的公寓迅速进入了“战时状态”。客厅的白板上写满了倒计时和每日学习计划。并排的书桌上，堆起的专业书籍和打印的论文快要把人淹没。咖啡机的使用频率显着升高。
顾言澈制定了极其严密的复习计划，将需要掌握的知识点分解到每一天，精确到小时。他擅长构建知识框架，将复杂的理论体系梳理得条理清晰。苏念晴则更注重对具体概念的理解和记忆，她制作了密密麻麻的闪卡（Flashcards），并善于从历年真题和导师提供的阅读材料中总结规律。
最重要的备战方式，是他们的“互助问答”。每天晚上，他们会抽出两到三个小时，模拟口试场景，互相提问。
“解释一下路径积分表述与薛定谔绘景的联系与区别？”顾言澈会拿着理论物理的核心概念拷问苏念晴，训练她快速理解并简洁表达复杂物理思想的能力。
“试述CRISPR-Cas9系统的作用原理及其在遗传筛选中的应用潜力与局限性？”苏念晴则会拿出生物学的前沿技术反问顾言澈，逼迫他跳出纯数学思维，思考技术的生物学内涵和逻辑。
这种跨学科的“互相伤害”起初有些困难，但效果显着。为了向对方解释清楚，他们必须更深地理解自己领域知识的本质，并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个过程极大地巩固了他们的基础知识，并锻炼了在压力下清晰思考和表达的能力。常常是一个问题引发一场激烈的讨论，从书桌争辩到厨房，直到把问题彻底理清。
除了学术上的互助，情绪上的支持更为关键。高强度的复习让人疲惫和焦虑。有时苏念晴会因为记不住复杂的信号通路而沮丧，顾言澈则会默默给她泡杯热可可，然后拿起闪卡，用他强大的逻辑帮她拆解记忆点。有时顾言澈会因一个数学难题卡壳而眉头紧锁，苏念晴则会拉他起来，到河边散步十分钟，换换脑子，回来后再战。
他们取消了所有非必要的社交活动，生活变成了公寓、实验室、图书馆三点一线。查尔斯河畔的风景依旧，但他们已无暇欣赏。周末的放松变成了互相抽背名词解释和推导公式。甚至做饭吃饭时，讨论的都是考试相关的内容。
“我感觉我大脑皮层每一个突触都在喊救命。”某个深夜，苏念晴做完一套模拟题，瘫在椅子上哀嚎。
“正常。说明在建立新的强连接。”顾言澈头也不抬地继续演算，语气冷静，但递过去一盘切好的水果。
“你说，要是我们都没过，会不会被赶回去？”苏念晴有些脆弱地问。
顾言澈停下笔，转过头看她，目光坚定：“不会。我们准备得很充分。退一万步，就算一次不过，也有重考机会。但那种情况不会发生。”
他的肯定像一颗定心丸。苏念晴深吸一口气，重新坐直：“对！不能未战先怯！再来！”
考试周终于来临。笔试那天，气氛凝重。他们分别在各自的考场奋战了数小时，走出考场时，脸色都有些苍白，但眼神却亮得惊人——那是全力投入后的释放感。
接着是口试。顾言澈面对几位以严格着称的教授轮番提问，沉着应对，逻辑清晰，虽然有几个问题极具挑战，但他都尽力给出了自己的思考过程。苏念晴在答辩中，对答如流，不仅展示了扎实的基础，还对一篇指定文献提出了有见地的批判性分析，让评委们频频点头。
等待结果的日子同样煎熬。几天后，邮件几乎同时抵达两人的邮箱。
“通过了。”顾言澈看着屏幕，简洁地汇报，嘴角难以抑制地扬起。
“我也过了！”苏念晴跳起来，抱住他，声音带着哽咽和巨大的喜悦。
紧绷了数月的弦终于松开。巨大的疲惫感和成就感同时涌来。他们相视而笑，眼中充满了对彼此的感激和骄傲。这场艰难的资格考试，不仅是对他们学术能力的检验，更是对他们携手应对压力、相互扶持的伴侣关系的又一次成功验证。他们用绝对的理性和默契的配合，打赢了博士生涯的第一场硬仗，为接下来的科研深耕扫清了障碍，也增添了无比的信心。查尔斯河畔的灯火，仿佛也在为他们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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