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关中，风裹着黄土，刮在脸上像细沙，又冷又硬。
七三届工农兵学员的毕业典礼，早在腊月初就办完了。
毕业典礼那天，西北农学院的大礼堂外，土场子冻得硬邦邦的。
没有学位服，没有聚餐，没有鞭炮锣鼓，连一张红纸标语都没贴。
天刚蒙蒙亮，百十来号即将毕业的工农兵学员，穿着厚棉袄、棉帽，整整齐齐站在冷风里。
北风卷着尘土，打在脸上生疼，没人缩脖子，没人交头接耳。两年多的学校生涯，把这群从田间、工厂来的青年，磨出了一身挺直的腰板和沉静的眼神。
主席台上摆着几张长条桌，铺着洗得发白、边角起毛的蓝布。校革委会主任站在前面，手里攥一卷文件，声音洪亮，每一个字都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分量。
“同志们！你们从工农中来，要到工农中去！要扎根基层，服务人民，把青春献给社会主义农业建设！”
没有多余的话。
系领导开始挨个念名字，发毕业证。
念到谁，谁上前一步，从领导手里接过一本红塑料皮毕业证书。封面上烫金的语录在冷光下发亮，翻开，里面是钢笔填写的姓名、专业、学制，末尾盖着西北农学院革命委员会鲜红的大印。
孙少安排在队伍中间。他个子高，肩膀宽，一身得体的棉服干净挺括，领口袖口都收拾得整整齐齐。
听到自己名字，他脚步沉稳，不紧不慢走上前，双手接过证书，低头轻声道：“谢谢领导。”随即退回队列。
证书不大，却沉甸甸的。这是他从双水村一步步走出来，用两年多的汗水、熬夜、试验田泥水里泡出来的凭证。
轮到优秀学员代表发言，少安也被点名站到前面。他没说豪言壮语，只望着台下一张张熟悉的脸，声音朴实而稳：“我是黄土地的娃，学了本事，就要回黄土地去做贡献。”
台下一片安静。
整个仪式不到一小时就结束了。学员们散了队伍，回宿舍收拾行李。
土坯宿舍里，捆铺盖的绳子吱呀响，木箱磕碰的声音此起彼伏。有人互相打听分配去向，有人默默整理书本，空气里混着告别、疲惫，还有对未来说不清的忐忑。
当天下午，学员的分配通知正式下来了。
系办公室木门敞开，屋里生着炉子，铁皮烟筒冒着白气。几张旧桌上堆满介绍信和档案袋。
辅导员坐在桌后，嗓子有些哑，一个名字接一个名字地喊。大部分人分到各县农业局、农技站、公社农技员，也有的去了国营农场。
念到名字，有人脸上露出喜色，有人沉默着把介绍信揣进怀里，眼眶微微发红。
汪文杰和孙少安的通知，是校领导亲自发的。
革委会主任办公室里，暖气烧得很足。副主任、赵洪璋教授、系主任、几位辅导员都在，气氛比外面庄重得多。
副主任拿起一封印着“陕西省农业厅”的介绍信，语气明显不同：“汪文杰同学，你和孙少安同学这两年对学校贡献突出。
组织决定，汪文杰同学，推荐你到省农业厅经济作物科，任科长，正科级。”
屋里响起轻轻的掌声。省厅、科长——这是同届学员想都不敢想的去处。
汪文杰接过纸片，脸色尽量平静，眼里却藏不住光亮。
紧接着，副主任拿起另一封，抬头看向孙少安，语气格外郑重：“孙少安。”
少安上前一步。
“省农业厅正式发函，点名要你。分配省农牧局经济作物研究室，任研究室副主任、课题组长，级别副科。”
主任把介绍信递到他手里，语气里带着明显的鼓励：“少安，你这是一步登天。多少人干十几年都到不了省厅，你刚毕业就进去了。这是你自己拼出来的，应得的。”
屋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孙少安身上。有佩服，有赞许，也有难以置信。谁都知道，孙少安是从陕北农村出来的，没背景、没靠山，全凭一身力气和脑子拼到今天。
省农业厅，那是全省农业系统的最高机关。
孙少安接过那张薄薄的纸，指尖像被烫了一下。
他没有喜色，也没有激动。
沉默片刻，他抬起头，声音平静却异常坚定：“主任，我不想去省农业厅，我想回原西。”
办公室一下子静了，连暖气管道里的水流声都听得清清楚楚。
主任愣了愣，以为自己听错：“你说啥？”
“我不去省厅。”孙少安重复一遍，没有半分犹豫，“我申请回原西县。”
“你疯了？”旁边一位辅导员猛地站起来，声音都提高了，“省厅啊！孙少安！省城！科级干部！正式编制！多少人抢破头都抢不到！你回原西干啥？”
系主任脸色沉下来，语气带着不容商量的郑重：“少安，省里分配意见已经定了。你和汪文杰直接留省厅，这是破格，是组织对你的信任。培养你们，就是要在关键岗位上发挥作用。”
孙少安轻轻摇了摇头。
“领导，我不留在省城。原西有我更大的舞台。”
副主任把烟头摁进搪瓷缸，火星一灭，语气重了几分：“孙少安同志，这不是你个人的事。你们那套大豆育种，国家农科院都重视，全国专家都盯着。
你回原西那个地方，试验田没有，设备没有，人手没有，这么大的成果，就这么糟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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