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糟蹋不了。”孙少安抬起头，黑亮的眼睛很平静，“我回原西，照样搞。我的东西，本来就要去黄土地里实践。省城有汪文杰同学带组，一样。”
赵洪璋教授摘下老花镜，用旧布慢慢擦着，声音里带着几分痛心：“少安，我带你两年，你是块搞科研的料。留在省城，有实验室，有经费，有团队，三五年就能成大气候。你回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身力气，最后就耗在土疙瘩里。老师舍不得。”
教授说得恳切。农学院这两年，能拿出这样成果的学生，太少了。
孙少安喉咙动了动，语气却没有松：“赵老师，我知道您好心。可我是双水村出来的，地是什么脾气，土是什么性子，我比谁都清楚。
大豆要长好，得扎在旱地里，不是扎在办公桌上。我在原西，才能把这东西真正种出来。我有信心。”
汪文杰上前一步，压低声音劝：“少安，你别犟了。这次是破格提拔，行政级别连跳两级。你回原西，顶多是个股级公社农技员，一辈子就那样了。你不为自己想，也为润叶想想，为你家里人想想。”
提到润叶，孙少安眼睫轻轻一颤，沉默片刻，声音更沉、更稳：“正因为想他们，我才要回去。润叶在黄原等我，家里一摊子老小。我不能把根拔了，飘在省城。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的本事，得还给土地。”
屋里再一次静下来。
风在窗外吼着，像远处的黄河浪。
系主任叹了口气，语气软了，却还不死心：“少安，只要你再出成绩，组织可以把你爱人调到省城来，工作给她安排好。家里有困难，省里也能补助。条件都给你开足，你再考虑考虑。”
孙少安站起身。他身材高大挺拔，站在那里，稳如石碾。
“领导，不用考虑了。我意已决，回原西。成果出来了，就要有人去实践。”
他顿了顿，一字一句，说得朴实，却不容动摇：
“我是黄土地的娃。我的技术，我的种子，我的命，都在那片土里。离开那片土，我怕出不了成绩。”
赵洪璋教授看着他，久久没说话，最后轻轻叹了一声。汪文杰也闭上嘴，眼神复杂。
谁都看得出来，这个从双水村走出来的青年，心已经扎回原西了。拉不回来，也劝不动，也许这就是国家的脊梁。
孙少安把分配通知轻轻放回桌上，腰杆挺得笔直。他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有一双眼睛，亮得像黄土高原深夜的星。
“我是农民的儿子。”他慢慢说，“我再次申请回原西。”
几句话，说得平静，却像石头砸在冻硬的冰面上，清脆而沉重。
按当时工农兵大学生分配原则：哪里来、回哪里去，面向基层，服从组织分配。孙少安本就是陕北原西县推荐上大学的，要求回原籍、回地方，是政策鼓励、组织提倡的方向，政治上完全正确，谁也挑不出毛病。
省农业厅、省委想留他，属于组织另行分配，不是他必须接受。
所以，他要求回原西，合法、合规、合乎当时的政治要求。
没人再劝得动。
副主任看着他，又气又惜，最终拿起笔，在登记本上重重写下一行字：本人坚决申请回原籍，拒赴省厅分配。
孙少安拿起自己的东西，转身走出办公室。
外面风更大了。
他抬头望向西北方。
那里是连绵的黄土坡。
是家。
孙少安拒绝省农业厅、执意回原西的事，很快在农学院传开了。腊月里的校园，本就冷清，这件事成了所有人私下议论的中心。没人公开大声说，但三五人凑在一起，话题绕不开他。
同届学员大多从基层上来，最懂分配的金贵。有人佩服，更多人觉得他傻。
“孙少安这是放着阳关道不走，偏往山沟沟里钻。”
“省农业厅啊，那是省级机关，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去。”
“他倒好，说不要就不要，硬是要回原西。图啥呢？”
有人私下说：“肯定是脑子一根筋。农民出身，改不了土里刨食的性子。”
也有人叹口气：“人家是真有本事，才有资格挑。换我们，敢说一个不字？”
还有人替他可惜：“一年搞出那么大成果，省里领导都认可。留在省城，前途一片亮堂。回了原西，那地方穷得叮当响，不是把本事埋了吗？”
少数从陕北来的学员，只是默默点头，不说话。他们懂黄土地的分量。
教员们的看法更复杂。
有些老师说：“有才华，有韧劲，就是太犟。搞科研要实验室、要仪器、要团队，回农村能搞成什么事？”
年纪大一点的老师看得更深：“这孩子不是傻，是心里有根。他的东西从土里来，就得回土里去。留省城，他反而不自在。”
赵洪璋教授跟熟人提起时，只轻轻一句：“少安这娃，心在地上。强留没用，留得住人，留不住心。也许这是他能成功的因素……！”
也有老师摇头：“可惜了。这么好的苗子，本该在大地方长成大树。这下回去，说不定就被穷日子磨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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