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满银抬起头看了田晓霞一眼，没马上回答，低头想了一会。过了一会儿才慢悠悠地说：“晓霞，你这个问题问到了根子上。批判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是为了把路走对。
现在很多人拿着主义当棍子，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就是不解决生产问题、分配问题、老百姓吃饭的问题。你批得再响，工厂不冒烟，地里不打粮，有什么用？”
田晓霞的眼睛亮了起来。她往王满银跟前挪了挪，又问：“那你说，现在批来批去，工厂越停工，农村越乱，到底是主义错了，还是批的人错了？”
王满银放下资料，转过身来正对着田晓霞。他的表情比平时严肃了许多，声音也压低了：“晓霞，你看得准。现在这阵风，刮的已经不是思想了，是借批人夺权。
主义本身没错，错的是有人把批判当武器，把运动当生意。越批越乱，是因为没人敢管事、没人敢负责，都怕被扣帽子。”
孙少平站在窑门口，听着这些话，心里一阵一阵地发紧。他觉得姐夫的这些话要是传出去，不知道要惹多大的祸。他想转身走开，脚底下却像生了根，挪不动。
田晓霞又问了好几个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什么“报纸上说形势大好，可老百姓吃不饱、干不动，到底是谁在撒谎”，什么“理论听起来正确，一落地就走样，是不是我们把主义当成了教条”。她问得快，王满银答得慢，但每一句都答在点子上。
后来田晓霞又问起了国际上的事。她说她最近在看关于美苏争霸的报道，还提到了什么“水门事件”，说美国那个总统尼克松可能要下台。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种孙少平从未在她身上见过的兴奋，像一个猎人发现了新的踪迹。
“姐夫，”她说，“你觉得未来十年世界会怎么变？中国该站在哪边？”
王满银靠在窑壁上，掏出一支烟点上，吸了一口，慢慢吐出来。烟雾在昏暗的窑洞里散开，像一层薄纱。
“未来世界会大变，”他说，“苏联扩张，美国收缩，中美关系会进一步缓和，这是咱们的战略窗口。欧洲、日本的经济会继续往上走，第二世界力量在上升。
第三世界会更团结，咱们要多交朋友。中国不能再关起门来了，必须学技术、搞交流、引进设备，否则永远追不上。”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地上。田晓霞听得入神，两只手攥着王满银的衣袖。
“姐夫，”她低声说，声音里有一种孙少平从未听到过的敬佩，“你说的每一句，都像把刀剖开迷雾。别人只会背口号，你却能看透根子；别人只看眼前，你能看见十年后。跟你说话，我才觉得这世界不是黑白的，是有逻辑、有规律、有未来的。”
孙少平站在门口，看着她发亮的眼睛，听着她微微发颤的声音，心里像被人攥了一把。
他忽然觉得，站在他面前的这个田晓霞，跟他认识的那个田晓霞不是同一个人了。或者说，她还是她，只是他从来没有真正看清过她。
她痴迷的不是政治本身，而是政治背后那个可以追问、可以探索、可以改变的世界。
她看不惯报道与现实的割裂，想不通批判运动的本质，渴望弄明白国家的走向、普通人的出路——这一切，在她那里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困惑和追问。
她把政治当作探索世界真相的钥匙，当作一个年轻女性在混乱时代里找到逻辑与方向的途径。
而他呢？他躲进文艺的壳里，把文学当成对抗粗鄙现实的唯一屏障。
他在保尔·柯察金的坚韧里寻找力量，在那些文学作品里的悲欢离合中寻找慰藉。对他而言，政治是浑浊的泥潭，文艺才是干净的净土。
可他的世界太小，只装得下文学，装不下时代。而她的世界，已经大到容不下单纯的文学了。
两个人坐在同一间窑洞里，却像隔着一整条无定河。孙少平也感觉到了。
他看着田晓霞和顾养民聊得火热，看着她围着王满银追问不休，看着她眼里那股越来越亮的、属于时代的光，心里既失落，又明白。
那天晚上，田晓霞走后，王满银正喝茶抽烟时，看到了少平的闷闷不的，就问道：“少平，你心里有事。”
孙少平坐在板凳上，两只手搁在膝盖上，低着头看地上的泥地。
王满银在少平对面坐下来，吸了一口烟，火光在昏暗里亮了一下，照出他脸上那些细细的纹路。
“说吧，”他说，“是不是因为晓霞？”
孙少平沉默了很久。窑洞里只有墙上那个老座钟在走，滴答滴答的，像有人在远处敲着一面很小的鼓。
“姐夫，”他终于开口了，声音闷闷的，“我觉得我跟她越来越说不上话了。她现在跟那个顾养民聊的那些东西，我听着有些迷糊。什么政策风向，什么理论思辨，我连那些词是什么意思都弄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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