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関白丰臣赖陆公，于名护屋城城买卖三韩征伐券时，及七月下旬，阿鲷于名护屋城产子时，信风大起。于是蛰伏已久的征韩大军扬帆出击，而与此同时欧罗巴加的斯港。
“圣费利佩号”的桅杆刚刚出现在海平面时，港务官就收到了快马送来的皇家密令。当这艘历经风浪的盖伦船缓缓驶入港湾，船身吃水线异常之深，甲板上水手们的脸上却洋溢着罕见的红光——那不是远航归来的疲惫，而是压抑不住的亢奋。
港口的圣卡特琳娜城堡内，皇家财政官员、海关总监、莱尔马公爵的特使，以及几位来自热那亚和奥格斯堡的银行代表早已等候多时。所有人都知道这艘船从何处来，装载着什么，更知道它带来的不仅是白银，还有一种新的可能性。
卸货在军队的严密监视下进行。首先被抬下船的是七十二个沉重的橡木箱，箱体上烙着葡萄牙王室和耶稣会的双重火漆印记。撬开箱盖的瞬间，即使在见多识广的加的斯港，也响起了一阵低低的惊叹。
码头的火把光下，码放整齐的日本小判金和丁银锭，散发着与美洲白银略显不同的、更为柔和的冷光。这些金银被铸成独特的椭圆形或船形，上面压印着桐纹、菊纹等东方图案。除了金银，还有十二箱漆器——摞漆绘金的砚箱、莳绘螺钿的梳妆匣，在火光下流光溢彩；八箱用油纸和香樟木层层包裹的朝鲜人参（通过对马贸易获得）和日本丝绸；甚至还有两箱据说是“关白殿下”亲自挑选、赠予西班牙国王的礼物：一套完整的南蛮胴具足，以及一把装饰着金银象嵌的武士刀。
“清点！”财政官员的声音微微发颤。
秤银的托盘一次次被装满，记录官的羽毛笔在羊皮纸上飞快滑动。最终的数字令在场所有人呼吸一滞：仅白银一项，就达九万八千七百五十两（约合八万三千杜卡特），黄金折算约两万杜卡特，货物估值超过五万杜卡特。总计远超莱尔马公爵此前预估的十五万。
“上帝啊……”一位热那亚银行家喃喃道，“这真的只是……一笔投资的回报？”
“而且是扣除了所有费用、贿赂、佣金之后的纯利。”莱尔马公爵的特使，他的侄子里卡多·德·桑多瓦尔，矜持地微笑着，“先生们，这证明了远东不仅盛产香料和丝绸，更盛产……明智的投资机会。”
消息像野火一样传遍了加的斯，随后是塞维利亚，接着乘着快马和信鸽，传向马德里、巴塞罗那、热那亚、安特卫普。在交易所、银行会客厅、贵族沙龙里，人们交头接耳，话题只有一个：日本的“战争债券”，以及那位不可思议的、名叫丰臣赖陆的东方统治者。
八月初，马德里，莱尔马公爵府邸。
一间模仿意大利风格的华丽书房内，公爵正与斯皮诺拉、以及特意从安特卫普赶来的金融家巴托洛梅·维瑟里会面。桌上摊开着新设计的债券样张、尼德兰地图，还有一份刚从罗马教廷通过特殊渠道送来的、瓦利尼亚诺神父关于日本最新局势的补充报告。
“公爵阁下，市场对‘奥斯坦德征服凭证’的反应，比我们最乐观的估计还要热烈。”巴托洛梅·维瑟里，这位佛兰德裔的金融家兴奋地说，他的家族在安特卫普和里斯本都有庞大生意，“我们从日本带回的‘成功故事’，以及那实实在在的金银，是最好的广告。现在不仅仅是大银行家，连一些中等商人、甚至拥有闲钱的贵族遗孀和教士，都在打听如何认购。许多人将其视为一种……嗯，高回报的虔信行为，既支持了陛下在尼德兰打击异端的战争，又能获得世俗的收益。”
他展开一份清单：“第一批五十万杜卡特额度的凭证，三天内已经认购了超过三十万。我们设计了四种面额和收益率档次。最低的100杜卡特凭证，承诺攻陷奥斯坦德后返还本金，外加相当于本金15%的战利品分红权；最高的5000杜卡特凭证，除了更高的分红比例（25%），还附带了未来五年内奥斯坦德港关税收入1%的分成权，以及一封陛下的感谢信和可能的贵族头衔推荐。”
斯皮诺拉仔细审视着认购者名单，微微点头：“很好。但我们必须确保资金流动透明。认购者的杜卡特存入指定的银行——热那亚的圣乔治宫银行、奥格斯堡的富格尔家族银行，以及我们在安特卫普新设立的‘尼德兰战事基金’账户。每一笔支出，都必须有阿尔布雷希特大公或他指定将领的签收凭证，并定期向主要投资者公布概要。信任，是这种新式融资的生命线。”
“正是如此。”莱尔马公爵啜饮一口雪利酒，目光落在瓦利尼亚诺神父的报告上，“而信任，也是我们在远东拓展的基础。神父在报告中提到，那位‘关白’殿下对我们的迅速回应和持续的兴趣表示赞赏。他通过长崎的葡萄牙商人传话，暗示如果我们需要更多关于‘金融工具’在战争中应用的经验，或者……如果他未来的‘朝鲜事业’需要额外的、非官方的支持，他很乐意进行更深入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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