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五年，冬。北平城的风裹着冰碴子，刮在脸上像钝刀子割肉，连胡同口那棵老槐树的枝桠，都冻得僵成了枯骨，垂在灰蒙蒙的天空下，一动不动。
八大胡同的夜里，从来没有真正的安静。
脂粉香混着酒气、烟土味，还有一股挥之不去的、潮湿的霉味，缠在每一条窄巷的空气里，钻鼻入肺，让人喘不过气。这里是北平城最光鲜也最肮脏的角落，是达官贵人寻欢作乐的销金窟，也是无数苦命女子被啃噬得尸骨无存的人间炼狱。
仙鹤就活在这炼狱的最底层。
她不是什么真正的仙鹤，没有云端展翅的命，只有被人踩在泥里、任人宰割的躯壳。仙鹤是她的花名，是老鸨张刘氏随手取的，说她眉眼生得柔，身段细，像只能勾人的鸟，却忘了，这鸟从飞进这扇朱漆大门起，翅膀就被生生折断，再也飞不出去了。
仙鹤今年十七岁。
七岁那年，家乡闹蝗灾，颗粒无收，爹娘饿得眼冒金星，为了换两斗救命的高粱米，把她塞进了人贩子的马车。她还记得，娘抱着她哭，哭得喘不上气，却还是把她的手，硬生生掰开，塞给了那个满脸横肉的男人。
“娃啊，别怪爹娘，爹娘也是没法子……活下去，好歹能活下去。”
娘的话还飘在耳边，可她活了十年，从来没有一天，算得上是“活下去”。
她被转卖了三次，最后落到了张刘氏的手里。张刘氏是这一带出了名的狠角色，人送外号“母夜叉”，五十多岁的年纪，满脸横肉，三角眼总是眯成一条缝，看人时像在打量一件能卖钱的货物，从没有半分人气。
张刘氏的妓院不大，叫“怡春院”，名字听着温软，内里却是吃人的虎口。院里统共十几个姑娘，最小的才十二，最大的也不过二十，个个都是被卖进来、签了生死卖身契的苦命人。那张按了血手印的纸，就是阎王帖，签了，命就不再是自己的，是张刘氏的，是这窑子里的，是那些挥金如土的客人的。
十年了，仙鹤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女童，被磨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窑姐。
她见过太多惨事。
见过刚进来的小姑娘不肯接客，被张刘氏关在小黑屋里饿七天，饿到啃墙皮、吃棉絮，最后瘫在地上，连哭的力气都没有；见过不听话的姑娘，被张刘氏用银针扎指甲缝，疼得满地打滚，却连一声哀嚎都不敢大，怕招来更狠的折磨；见过年老色衰、染了病的姐姐，被连夜拖去乱葬岗，裹一张破席，连坟头都没有，野狗啃得尸骨无存。
她怕，怕得骨子里都发寒。
所以她乖，乖得像个没有灵魂的木偶。
客人来了，她低头笑，柔声说话，任人轻薄，从不敢反抗；张刘氏骂她，她跪着听，头磕在冰冷的青砖地上，磕得额头渗血，也不敢抬；院里的打手欺负她，她忍着，连眼泪都不敢掉下来。
她只有一个念想——攒钱，赎身，离开这里。
这是窑子里所有姑娘心里，最奢侈、也最绝望的梦。
张刘氏早就把账算得滴水不漏。姑娘们的身价银、吃饭钱、穿衣钱、脂粉钱、甚至喝一口热水、用一块胰子，全都要记账，利滚利，滚成一座永远还不清的大山。接一次客，钱全归张刘氏，顶多赏几个铜板的小费，还得看客人心情，看张刘氏脸色。
那几个铜板，是姑娘们唯一能攥在自己手里的希望。
仙鹤把所有能攒下的小费，一枚一枚，藏在最隐秘的地方。她不敢藏在被褥里，不敢藏在衣襟里，张刘氏手下的眼线多如牛毛，每天深夜都会查房，翻遍每一个角落，连枕头芯都要拆开摸一遍。
她想了很久，终于找到了一个自以为安全的地方。
怡春院她住的那间偏房，墙角有一块青砖，年久松动，轻轻一撬，就能掀开一条缝，下面是空空的土坑，不大，却刚好能藏下她一点点攒起来的、用布包好的铜板。
她数过，一共三十七枚。
三十七枚铜板，在1936年的北平，连一斤上好的白面都买不到，更别说赎她那利滚利滚到几百块大洋的身价。可这是她十年的命，是她熬下去的全部支撑，是她梦里能走出八大胡同、能回到家乡、能再见爹娘一面的唯一指望。
她每天夜里，等所有人都睡熟了，才敢轻手轻脚爬起来，摸到墙角，掀开那块青砖，摸一摸布包里冰凉的铜板。
指尖碰到铜面的那一刻，她冰冷的心，才会有一丝微不可查的暖意。
她想，再攒一点，再攒一点，总有一天，能攒够一点点钱，哪怕逃不出去，哪怕死，也能给自己买一口薄棺，不用像那些姐姐一样，被扔去乱葬岗喂野狗。
她太天真了。
天真到忘了，在张刘氏眼里，窑子里的一切，连一根针、一粒灰，都是她的私有物。姑娘们的命是她的，身体是她的，连掉在地上的一根头发，都得是她的。
更别说，是客人赏的铜板。
那一天，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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