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和元年的朝阳，似乎也带着一丝血腥气，勉力驱散着皇城之夜留下的肃杀。百官身着素服，在承天门外跪迎大行皇帝灵柩，哭嚎之声震天，只是这哭声之中，有几分是真为帝王崩逝而悲，有几分是为自身前程而虑，便不得而知了。
新帝登基大典在仓促却又不得不庄重的氛围中举行。年仅十六岁的长沙王，如今是景和帝，坐在那宽大冰冷的龙椅上，显得有些单薄和不安。龙椅之后，垂下一道珠帘，太后（长沙王生母，一位原本并不起眼的嫔妃）临朝听政，但这更多是遵循祖制的象征。真正的权柄，毫无悬念地落在了首辅大臣、太子太保、淮西宣抚使谢琰手中。而站在谢琰身侧，同样身着紫色朝服，神色沉静，目光锐利的，便是新任工部尚书、县侯林默！
一夜之间，林默从工部侍郎跃升为六部之一的尚书，正式跻身于南朝最核心的权力圈层。这道晋升旨意，由谢琰提议，新帝用印，无人敢有异议。所有人都明白，这位年轻的侯爷、尚书，乃是新朝定鼎的第一功臣，是谢首辅最为倚重的臂膀，其权势之显赫，已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甚至，在某些方面，连那龙椅上的少年天子，也需看其脸色。
大典之后，便是冗杂而又至关重要的权力分配与政局稳定工作。谢琰以首辅之尊，总揽朝纲，调整中枢官员，安插亲信，稳定京畿防务。而林默，则以其工部尚书的职权和超越时代的管理才能，迅速投入到新朝的“建设”之中。
他首先要面对的，是昨夜政变留下的烂摊子。皇城需要修缮，受损的宫墙、染血的玉阶需要清理；阵亡的将士需要抚恤，无论是“勤王”的一方还是“附逆”的一方（如今已被定性），都需要妥善处理以安人心；更重要的是，雍王及其党羽的残余势力需要彻底清算，以防死灰复燃。
林默展现出惊人的效率与冷酷。他调动工部匠作营，日夜赶工修复皇城；与户部、兵部协调，制定详细的抚恤章程，钱粮迅速到位；而对于清算工作，他则与执掌刑狱的大理寺、御史台紧密配合，侯三提供的情报成了最有力的武器。雍王被赐死（对外宣称“暴毙”），其核心党羽或斩首或流放，家产抄没，迅速而彻底地铲除了最大的内部威胁。其手段之果决，令朝野为之侧目，“林尚书”之名，已带上了一丝令人敬畏的杀伐之气。
在稳固内部的同时，林默并未忘记外部的威胁。慕容克虽新败，但北朝根基未损，得知南朝权力更迭，难保不会再次南下试探。林默以工部尚书身份，连下严令，要求江北、淮西各将作院全力运转，加速生产“破军弩”、破甲箭、胸甲等军械，并派出得力工匠，前往边境重镇，指导当地守军加固城防，改进守城器械。他甚至将京口“格物院”的筹建提上日程，虽然暂时仍以“培养匠作人才”为名，但其框架和选拔标准，已初具现代学院的雏形，旨在系统性地培养技术人才。
这一系列举措，不仅迅速稳定了新朝的内外局势，更让林默的务实干练形象深入人心。许多原本对他火箭般蹿升抱有疑虑的官员，在见识了他的手段和能力后，也不得不暗自叹服。
然而，权力的顶峰从来不是风平浪静的港湾。旧的敌人被清除，新的矛盾便开始滋生。
谢琰大权独揽，虽与林默是政治盟友，但帝王（即便是傀儡）与权臣，权臣与权臣之间，那微妙而危险的平衡，已然开始显现。景和帝年少，太后亦无强势外戚，对谢琰和林默自是依赖有加，赏赐不断，几乎言听计从。但谢琰门下，其他一些追随者，见林默权势日隆，难免心生嫉妒，开始在谢琰耳边吹风，暗示林默“功高震主”、“尾大不掉”。
这一日，谢琰在首辅值房召见林默，商议漕运改革受阻一事。事情谈完，谢琰看似随意地提起：“默之啊，如今朝局初定，你我也当时时自省。如今你身居尚书，位高权重，更需谨言慎行，莫要授人以柄。近日，可是有些关于你门下之人，行事过于张扬的议论啊。”
林默心中了然，这是有人眼红，开始挑拨了。他神色不变，恭敬答道：“首辅大人教诲的是。林默年轻识浅，蒙大人提携，陛下信重，方能身居高位，心中唯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岂敢有丝毫懈怠张狂？至于门下之人，若有行事不端者，但请大人明示，林默定当严加管束，绝不姑息！”
他态度谦卑，将姿态放得极低，更是将管束不严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谢琰见他如此，脸色稍霁，摆手道：“我也只是听闻，提醒你一句罢了。你之忠心与能力，我自是知晓。只是如今你我身处高位，不知多少双眼睛盯着，小心无大错。”
“林默谨记大人教诲。”林默躬身。
从首辅值房出来，林默的脸色沉静如水，但眼底深处却闪过一丝冷芒。他知道，与谢琰的蜜月期恐怕已经过去，未来的合作中，将少不了相互提防与制衡。他必须拥有更多不属于谢琰，只属于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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