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哈斯想起来了，“当时他还威胁说‘走着瞧’。没想到真动手了。”
动机有了，证据呢？光凭一笔汇款，不能证明什么。钱世豪完全可以说那是正常的稿费或者咨询费。
就在哈斯苦恼时，点点又立功了。
这天夜里，点点在巡逻时，发现合作社大门外的电线杆上，贴着一张新告示——“兴安岭山鸡蛋致病，消费者集体维权”。下面还留了个“维权热线”。
点点立即报警——它用角顶响了合作社的警铃。哈斯带人出来，揭下告示。告示是油印的，粗糙，但内容恶毒。
“这是要彻底搞臭咱们啊。”赵德柱气得手抖。
哈斯却冷静了：“这是机会。对方沉不住气了，开始用这种下三滥手段。咱们正好将计就计。”
他做了个大胆的决定：不撕掉告示，而是派人暗中蹲守，看看谁来贴，谁来接电话。
蹲守了三天，终于有收获了。第四天凌晨两点，一个人鬼鬼祟祟地来到电线杆前，正要贴新告示，被当场抓住。
是个二十多岁的小年轻，叫二狗子，是县里的混混。带到派出所一审，全招了：是钱世豪的手下雇的他，贴一张告示给五十块钱，接一个“维权电话”给十块。
“钱世豪现在在哪儿？”王所长问。
“在哈尔滨，他的公司里。”二狗子说，“他让我每隔三天贴一次，贴完打电话汇报。”
人赃俱获。哈斯立即带着证据，和王所长一起赶往哈尔滨。
钱世豪的公司在一栋五层楼里，装修得很气派。见到哈斯和王所长，钱世豪先是一愣，随即堆起笑脸：“哟，哈斯主任，什么风把您吹来了？快请坐。”
哈斯没坐，直接拿出告示和审讯记录：“钱老板，解释一下吧。”
钱世豪脸色变了变，但很快恢复：“这是误会，绝对是误会。肯定是下面的人胡闹，我不知道。”
“二狗子可不是这么说的。”
“他一个混混，说话能信？”钱世豪摊手，“哈斯主任，我知道，去年我想跟你们合作，没成，你们可能对我有误会。但我钱世豪做生意，一向光明正大……”
“光明正大？”哈斯打断他，“那省报的报道呢？马国强记者账户里那五千块呢？”
钱世豪脸色终于变了。他没想到哈斯查得这么深。
“钱老板，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哈斯盯着他，“你搞这些小动作，不就是因为没拿到我们的代理权吗？我告诉你，就算你搞垮了我们，代理权也轮不到你。冷社长说过，做生意先做人，人做不好，生意做不大。”
钱世豪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笑了：“哈斯主任，你说得对。这事儿，是我做得不地道。这样，我道歉，我赔偿。你们开个价。”
“我们不要钱。”哈斯说，“我们要你公开道歉，澄清事实，恢复我们合作社的名誉。”
“这……”钱世豪犹豫了。公开道歉，等于承认自己搞鬼，以后在圈子里还怎么混？
“如果不道歉，”王所长开口，“我们就按诽谤罪、不正当竞争罪起诉。证据确凿，你跑不了。”
钱世豪额头冒汗了。他权衡利弊，最终咬牙：“好，我道歉。”
第二天，省报登出了两篇报道：一篇是省质检局的澄清声明，证明“兴安岭”牌产品质量合格；一篇是钱世豪的道歉声明，承认自己“因商业竞争失败，采取了不正当手段”，向冷家屯合作社致歉。
舆论一下子反转了。原来指责合作社的人，现在开始同情合作社；原来观望的客户，现在更加信任合作社。
“这是因祸得福啊。”赵德柱看着雪片般飞来的新订单，笑得合不拢嘴。
但哈斯没有放松警惕。钱世豪只是明面上的对手，暗地里，还有那个神秘的安德烈，还有那些夜里潜入的“军靴客”。
果然，几天后，新的麻烦来了。
这次是在黑河。办事处接到苏联伊万诺夫公司的通知：他们收到“消费者投诉”，说合作社的蓝莓酒“酒精含量不达标”，要求暂停发货，等待复检。
“怎么可能！”办事处的小王在电话里急得直跳，“咱们的蓝莓酒，酒精含量标注是12度，实际检测都在11.8到12.2之间，完全符合标准！”
“但伊万诺夫公司很坚持。”小王说，“他们说，如果不复检，就要取消合同。”
哈斯立即联系伊万诺夫本人。电话接通，伊万诺夫的语气很无奈：“哈斯主任，我也不想这样。但我们收到了三份投诉，来自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都说酒精含量不足。按照合同，我们必须复检。”
“那就复检。”哈斯很果断，“但要在中苏双方共同监督下进行，样品随机抽取，检测机构双方认可。”
“这……”伊万诺夫犹豫了，“这样太麻烦了。”
“不麻烦。”哈斯说，“如果我们的产品真有问题，我们承担一切责任。但如果没问题，伊万诺夫先生，您得给我们一个交代——那些投诉，到底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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