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到足浴城，还没坐稳，浩哥把一个牛皮纸信封推过来。
里面几张照片，模糊，用傻瓜相机拍的，能看清人脸，但颗粒粗。
“阿龙拍的。”浩哥端着茶杯，没喝。
第一张是个粥铺，钟落潭街边那种铁皮棚子搭的，两个人面对面坐着。
一个是姓万的跑腿，另一个四十出头，脸上坑坑洼洼的，颧骨高，头发往后梳，额头油光发亮。
“这人叫麻皮陈，花都的，”浩哥说，“以前在新市墟搞水货电器，DVD机、随身听那些，走深圳进的货，赚了几年，最近半年不干了，往烟草上面转。”
“手底下多少人？”
“七八个，不多，都是新市墟带过来的。”
我翻到第二张。
同一个粥铺，角度换了，拍到了桌面。
两条拆开的烟摆在粥碗旁边，锡纸撕了半截，一条红双喜，一条好日子。
我认的出来。
拉丝的走向，封口烫印的位置，好日子那条的防伪标做的稍微偏了一点，这是我们伍仙桥小作坊出的货。
“他搞到了我们的样品。”我把照片放回信封里。
浩哥刮了一下茶杯盖子，点点头，“不光搞到了样品，阿龙跟了三天，麻皮陈去了两趟太和镇，那边有个做包装纸的小印刷厂，老板姓廖，你想想他去印刷厂干什么。”
我没说话。
“他在研究你们的包装，”浩哥把茶杯放下来，手指在桌面上点了两下，“这个人不是想分一杯羹，他是想照着你们的路子自己搞一套。”
我靠在椅背上，把信封里的照片又翻了一遍。
粥铺里那个麻皮陈，坐姿松散的翘着二郎腿，不像是来谈大事的样子，那架势倒是在挑拣东西。
“背后有没有人？”
浩哥摇头，“还没摸到，新市墟那条线我让人去问了，有人说他跟白云区一个姓黎的走的近，但姓黎的是做建材的，搭不上。
也可能就是他自己想干。
我把照片装回去，信封折了一下，塞进裤兜里。
“先别动他，让阿龙继续盯。”
浩哥端起茶喝了一口。
“五哥和瞎哥那边我会交代，烟酒店最近有陌生人来问价的，记下来，”我说。
浩哥没接这句，隔了一会儿才开口。
“昭阳，伍仙桥那个作坊，一个月几十万进账，你觉得只有一个麻皮陈在看？”
我没回他。
“你跟汕头峰得有个数，”他说完这句，拿起桌上的打火机，啪的点上根烟，没再往下讲了。
从足浴城出来，太阳很毒，马路上的树影短的贴在树根上。
我回去的路上，风吹在脸上是热的，带着柏油味。
到家的时候红姐拿着一把卷尺在客厅量墙。
她穿着件旧T恤，头发扎起来，几根碎发黏在脖子上。
“你量什么？”
“这面墙，”她用卷尺比了一下，“看看贴个什么好看。”
她把卷尺收起来，在手掌上绕了两圈，“你吃饭了没有？”
“没。”
她往厨房走，拖鞋啪嗒啪嗒响，“昨天买的鸡蛋还有五个，煎蛋面你吃不吃？”
“行。”
我坐在客厅的凳子上，把兜里的信封拿出来，又看了一遍照片，然后把信封压在茶几底下的报纸堆里。
煎蛋面端上来的时候，蛋煎的边缘焦了一圈，面条是碱水面，上头浇了酱油和猪油，热气冲上来。
红姐坐对面看我吃，自己啃了半根黄瓜。
傍晚的时候双哥过来敲门。
他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一串钥匙在转，转的叮当响。
“静姐同意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没看我，眼睛盯着走廊尽头的窗户。
“什么时候搬？”
“后天，东西不多，她那边两个行李箱，加上小禾的东西。”
我靠在门框上，“你跟她说清楚了没有，我们做的什么？”
双哥的钥匙不转了，他捏着钥匙扣，拇指摁在上面，过了好几秒才说，“她知道不是正经买卖，没问细的，我也没说细的。”
走廊里没有风，闷。
他又开口，“小禾快到年纪了，我想让她在夏茅这边上幼儿园。”
我看着他，双哥三十出头的人了，说到幼儿园这两个字的时候，语气跟平时不一样，轻了一截，生怕说重了这事就不算数。
“行，夏茅村口往东走有一家，我见过招牌。”
他点了一下头，转身往隔壁走了。
我站在走廊里，听到隔壁传来拖椅子的声音，木头腿在水泥地上刮的刺耳，他在给小禾收拾第二间房，动作很轻。
我靠着墙站了一会儿，想到双哥跟我讲过的那些事。
现在他给另一个孩子收拾房间，一把椅子挪三次位置，每次都要停一下。
晚上十点多，我在阳台上给汕头峰打电话。
麻皮陈的事，我从头讲了一遍，照片的事，印刷厂的事，包括浩哥那句盯上的不会只有一拨人。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长时间，我听到打火机响了一声，然后是他吸烟的声音，很慢，吸一口停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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