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关东的雪来得特别早，刚进腊月，天地就糊成了一片惨白。靠山屯窝在长白山脚下的褶子里，像个冻僵的乞丐，蜷缩着，喘息着。屯子东头那座俄国老毛子早年建的天主教堂，尖顶子都叫风吹歪了，黑黢黢的石头墙身上满是斑驳，像一张陈年的鬼脸，默不作声地俯瞰着这片被战火、饥荒和冰雪反复蹂躏的土地。
敲钟人老蔫儿，就住在教堂后院那间快塌了的土坯房里。他本名叫个啥，没人记得了。只晓得他年轻时给张大帅的队伍扛过枪，后来不知咋的，少了一只耳朵，半条胳膊也不利索，人就变得寡言少语，像秋后霜打的茄子——蔫了。屯长看他可怜，又是残废，就把看守这废弃教堂的活计给了他，算是给他口饭吃。这活儿轻省，平日里就是绕着那破落院子走两圈，防着野孩子或者饿急眼的牲口闯进去。那钟楼，更是多少年没人上去过了，铁铸的大钟锈得浑身是褐红色的疮疤，钟绳早就烂没了影儿。
可这年冬天，邪门的事儿就出在这钟上。
头一回听见钟声，是腊月二十三，小年夜的傍晚。那声音沉得很，闷闷的，不像以往过年时听到的那种清亮悦耳，倒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带着一股子哭不出来的悲凉，“嗡——嗡——”，一下，又一下，慢腾腾的，压在屯子里每个人的心口上。家家户户正忙着祭灶，闻声都探出头来，互相打听着：“谁在敲钟？”
“不知道啊，那破钟多少年没响了？”
“听这声儿，咋这么瘆得慌？”
老蔫儿也听见了，他正就着咸菜疙瘩喝稀粥，那钟声传来，他手里的碗差点没拿住。他侧着剩下那只耳朵，仔细听着，浑浊的老眼里闪过一丝惊疑。他披上那件破得露出棉絮的狗皮袄，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小半尺厚的雪，往教堂院里走。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风卷着雪沫子打旋儿。钟楼的门虚掩着，锁头早就锈坏了。他仰头望着那高高在上的、黑魆魆的钟楼口，心里直犯嘀咕。
他沿着吱呀作响、积满灰尘的木楼梯往上爬。楼梯窄而陡，每一步都踩起一团呛人的灰。越往上，那股子铁锈和陈年腐朽的气味就越浓。终于爬到了钟楼顶层，空间狭小，四面透风，雪花从没有玻璃的窗户洞里飘进来，落在同样厚厚的积尘上。那口巨大的铁钟就悬在中央，纹丝不动，钟身上覆盖着灰网和鸟粪。
一切如常。死一样的寂静。
老蔫儿绕着钟走了一圈，用手摸了摸冰冷的钟体，除了锈，啥也没有。他嘟囔了一句：“真是活见鬼了……” 心下却不安起来，这钟，难道自己会响？
接下来的几天，那钟声隔三差五就会响起，总是在黄昏或者凌晨，人迹罕至的时候。声音依旧是那样悲凉、缓慢，搅得整个屯子人心惶惶。有老人说，怕是当年死在教堂里的冤魂回来了。民国年间，这教堂的确有过一桩惨案，说是几个红胡子（土匪）绑了不信教的地主老财，躲进教堂，后来不知怎地，里面的人全死了，血肉模糊。也有人说，是小鬼子投降前，在这附近处决过不少“反满抗日”的分子，尸体胡乱埋了，怨气不散。这些都是屯里的禁忌，平日里谁也不愿多提。
老蔫儿心里压着块大石头。他是敲钟人，钟莫名响了，就是他的失职。更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催着他必须再去弄个明白。
这天后晌，天色阴沉得像锅底，眼看又一场大雪要来了。那钟声竟在白天响了起来，“嗡——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清晰，都要持久。老蔫儿把心一横，从灶坑里扒拉出一根烧了半截、一头焦黑的柴火棒子当火把，又别了把砍柴的破斧头在腰后，再次走向钟楼。
木楼梯在他脚下发出痛苦的呻吟，仿佛随时会坍塌。风从四面灌进来，吹得火把明灭不定，在他脸上投下摇曳跳动的黑影。越往上，空气越冷，那是一种沁入骨髓的阴冷，狗皮袄都挡不住。他听见自己粗重的喘息和擂鼓般的心跳。
终于，他又站在了那口大钟面前。
这一次，他看得真切！
那巨大的、锈迹斑斑的钟摆，正在自己缓缓地、有规律地摇晃着！没有风，没有任何外力推动，它就那么自顾自地，带着一种僵硬的、执拗的节奏，来回摆动。每一次摆动，都牵引着悬挂大钟的铁链，发出细微的“嘎吱”声，而那悲凉的钟鸣，正是由此而生。
老蔫儿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他活了大半辈子，枪林弹雨见过，死人堆也爬过，从没遇到过这等诡谲事。他死死盯着那自动摇摆的钟摆，那上面深褐色的锈迹，在昏暗的光线下，看上去竟有几分像干涸的血痂。
他的目光顺着铁链往上移，然后，定住了。
在原本应该空荡荡的、悬挂钟绳的地方，此刻，却垂着一根崭新的、粗实的麻绳！那麻绳的末端，被打了一个结结实实的、标准的绞刑结——一个上吊用的绳套！绳套在空中，随着某种无形的韵律，轻轻晃动着，像是在无声地召唤，等待着谁的脖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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