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寒冬，东北长白山脚下的小县城里，四十二岁的出租车司机陈大勇，掏尽积蓄买下了一辆报废翻新的桑塔纳出租车。这车便宜得不像话——八千块，几乎白送。前车主只说了句“出过事”，便匆匆拿钱走人，连头都没回。
陈大勇不是不知道这车有问题，可他缺钱，女儿小雅先天性心脏病，手术费像座大山压在他肩上。夜班跑车，白天去货场搬货，他把自己当牲口使，就为多攒几个铜板。
车到手第三天，已是午夜十一点。陈大勇在火车站拉了个小伙子，要去三十里外的柳河屯。小伙子钻进后座，裹紧羽绒服，一路无话。行至半路，陈大勇无意间瞥了眼后视镜，心里咯噔一下——后座空空如也。
他一个急刹，扭头看去，座位上确实没人，只有些残雪融化留下的水渍。
“人呢？”陈大勇喃喃自语，脊背发凉。
“师傅，咋停了？”熟悉的声音从后座传来。
陈大勇猛回头，那小伙子好端端坐在那儿，一脸困惑。他揉揉眼睛，确信自己没看花。
“没、没事，路滑。”陈大勇结巴着，重新挂挡上路。
这只是开始。
那晚之后，怪事接二连三。明明空车，计价器却会突然跳动；收音机常自动打开，调到不知名的频率，播放着似有若无的哀乐；车内温度总比外面低上许多，空调开到最大也无济于事。
最让他发毛的是，夜深人静时，他总感觉后座有“人”。不是真的看见什么，而是一种直觉——有双眼睛正盯着他的后颈。
陈大勇去找过前车主，那人早已搬走，杳无音信。他又去了县里老司机常聚的“老张修车铺”，打听这车的来历。
老张是修了三十年车的老把式，听他描述，脸色渐渐凝重。
“大勇啊，你那车，是不是车牌尾号37的绿色桑塔纳？”
陈大勇点头。
老张叹了口气，压低声音：“那车去年冬天出过大事，在二道沟那边翻下悬崖，车上五个人，一个没活。最邪门的是，打捞上来时，司机王老五的手还紧紧握着方向盘，掰都掰不开。”
王老五，陈大勇听说过这人。也是老司机，媳妇跟人跑了，留下个痴呆的老娘，他一个人拉扯着上中学的儿子。出事前几个月，他儿子在学校打篮球猝死，据说是隐性心脏病。
“那之后，这车就邪性了。”老张接着说，“接手的几个司机，都说车里不对劲，有人还听见小孩哭。你小子，怎么敢接这车？”
陈大勇苦笑，没提女儿的病。穷比鬼可怕，这是他爹常说的话。
当晚，陈大勇拉了个醉汉去城郊。醉汉一路上骂骂咧咧，说公司裁员，自己中年失业，不敢告诉家人，每天假装上班。下车时，他多给了二十块钱：“兄弟，都不容易。”
看着醉汉踉跄的背影，陈大勇心有戚戚。这年头，谁不是在苦海里扑腾？
回城路上，雨夹雪越下越大。经过二道沟——那辆车出事的地方——陈大勇不由自主放慢速度。就在这时，后座突然传来一声清晰的叹息。
“爸爸，我冷。”
是个男孩的声音，稚嫩，带着哭腔。
陈大勇猛踩刹车，车轮在湿滑的路面上打滑，车子转了半圈才停住。他惊恐地回头，后座依然空空如也，但车窗上却莫名其妙地结了一层霜花。
他颤抖着手点燃一支烟，深吸一口。车内弥漫着廉价的烟草味，混着一股说不清的腐木气息。
“王老五，是你吗？”他壮着胆子问。
没有回应，只有雨刷器来回摆动的声音。
第二天，陈大勇去了县医院看望女儿。小雅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如纸，却还笑着安慰他：“爸爸，我不疼，真的。”
主治医生把他叫到办公室，说小雅的情况恶化，必须在一个月内手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手术费十五万，这对陈大勇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那晚，他破天荒地买了瓶二锅头，坐在车里自斟自饮。醉眼朦胧间，他看见后视镜里多了一个人影——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满脸疲惫，眼中有化不开的悲伤。
“我儿子...需要钱手术...”那身影低声说，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陈大勇一个激灵，酒醒了大半。回头看去，人影已经消失。
他忽然明白了什么。王老五死前，一定也处在类似的绝境中。儿子猝死，老娘痴呆，他肩上的担子太重，重到生不如死。
接下来的夜晚，陈大勇开始尝试与车里的“东西”沟通。他会在车上放两个苹果，一个给自己，一个放在后座；他会讲述自己的烦恼，关于小雅的病，关于生活的艰辛。
渐渐地，车内的气氛变了。虽然仍有怪事发生，但不再那么阴森可怖。有时收音机会自动调到戏曲频道，播放王老五生前爱听的《四郎探母》；有时车里会多出一包未开封的纸巾，当他因疲惫和压力落泪时用。
一晚，陈大勇载了一位老太太。老太太上车后就盯着后座看，下车时说：“小伙子，你车上有个男人和一个小男孩，他们说是你的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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