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腊月廿三，小年，东北吉林省舒兰县。
二十三岁的小丽裹着厚重的棉袄，挤在熙熙攘攘的庙会人群里。她刚从深圳打工回来不过三天，裤兜里还装着那张返程的火车票——初七就得回去，工厂不等人。三年没回家，舒兰这座小城几乎没变，变的只有母亲鬓角多出的白发和父亲更加佝偻的背。
“让一让！让一让！”小丽护着刚买的灶糖，艰难地在人潮中挪动。庙会的气味混杂：糖葫芦的甜腻，炸油条的焦香，人群呼出的白气，还有远处鞭炮燃放后的硝烟。这些都是她梦里思念的家乡味道。
就在她停在一个卖剪纸的摊子前时，一只冰冷的手搭上了她的右肩。
那手沉得很，隔着厚棉袄仍能感到刺骨的凉。小丽下意识回头，身后挤满了陌生人——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两个叼着烟卷的中年男人，几个追逐打闹的半大孩子。没人看着她，没人像是拍她肩膀的人。
“谁啊？”小丽轻声问，声音淹没在庙会的喧嚣中。
无人应答。
一阵莫名的寒意顺着脊椎爬上来，小丽打了个哆嗦，裹紧棉袄继续往前走。她没注意到，右肩后方，一个若隐若现的乌黑手印正慢慢渗入棉布。
当晚回到家，小丽就感觉右肩酸痛异常。在深圳电子厂流水线上日夜加班落下的肩周炎又犯了，她心想，从行李中翻出膏药贴上。
母亲李桂兰端着热水进屋，看了眼女儿的肩膀，眉头微皱：“咋了？肩膀又不舒服？”
“没事儿，妈，老毛病了。”小丽勉强笑笑，“今天庙会人多，挤的。”
母亲没说话，只是伸手轻轻按了按她的右肩。小丽疼得倒吸一口冷气。
“这疼？”
“嗯，像是有个铁钳子夹着骨头。”
母亲眼神闪烁，没再说什么，默默帮女儿铺好被褥。
夜里，小丽做了个奇怪的梦。梦里她还是个孩子，站在一片荒芜的田埂上，一个佝偻的老人背对着她，肩膀一耸一耸，像是在哭，又像是在笑。醒来时，枕头上湿了一片，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
第二天清晨，小丽换衣服时，无意中瞥见镜中的右肩，顿时愣住了——一个清晰的乌黑手印印在肩头，五指分明，指节突出，像是老人的手。
“妈！妈！”小丽惊慌地叫道。
李桂兰冲进屋里，看到女儿肩上的手印，脸色霎时变得惨白。她颤抖着伸手触碰那手印，冰冷的，仿佛能透过皮肤直接冻到骨头上。
“这是...鬼拍肩。”母亲喃喃道。
“啥？”小丽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撞上讨债鬼了。”母亲的声音低沉而肯定，“这是来找替身的冤魂，手印不消，七日之内，必来索命。”
小丽只觉得一股凉气从脚底直冲头顶。在深圳打工三年，她早已习惯了流水线的机械声和城市的霓虹灯，这些乡下迷信，她只当是老人嘴里的故事。
“妈，你说啥呢！这肯定是我不小心在哪儿蹭的...”小丽强装镇定。
“蹭的？”母亲冷笑一声，从炕柜深处摸出一面铜镜，“你自己看看，这是蹭的吗？”
小丽接过镜子，仔细端详肩上的手印。那乌黑处并非浮在表面，而是从皮肉里透出来的青色，指节处的纹路清晰可见，宛如真有一只手一直按在那里。
父亲王建国从外面回来，听妻子一说，二话不说拉着小丽就去了县医院。
医生也解释不了那手印，X光片上骨骼完好，血检结果一切正常。开了几贴活血化瘀的膏药，嘱咐回家观察。
“爸，你看，医生都说没事。”小丽试图安慰一脸愁容的父亲。
王建国摇摇头，闷头抽着烟袋：“闺女，你不懂，有些事儿，医院看不明白。”
回家路上，小丽注意到父亲绕道去了城西的老街区，在一间破旧的平房前停下。门楣上挂着一块褪色的木牌，上面用毛笔写着“解厄”二字。
“爸，这是干啥？”
“见你陈爷爷。”王建国敲了敲门，“全县就他能解这个。”
开门的是个须发皆白的老人，眼睛却亮得吓人。陈老爷子没多言，直接让小丽脱下外套，露出肩上的手印。
“嗬，老手印。”陈老爷子眯着眼，“这主儿死了起码三十年，怨气不小啊。”
小丽心里一紧，原本的怀疑被恐惧取代。
陈老爷子点燃一炷香，烟雾缭绕中，他开始念念有词。突然，屋内的温度骤降，小丽肩上的手印由乌黑转为青紫，痛得她几乎晕厥。
“不行。”陈老爷子停下仪式，摇头叹息，“这鬼不肯走，说是你们王家欠他的债。”
“欠债？”王建国一脸茫然，“我家祖辈都是本分人，没欠过谁啊。”
“不是钱财债，是命债。”陈老爷子压低声音，“回去问问你娘，一九六一年冬天，村东头的老槐树下，发生过什么。”
王建国身体一震，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回家的路上，父亲一言不发。小丽从没见过父亲这样，记忆中的父亲总是笑呵呵的，即使生活再艰难，也从不把愁苦写在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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