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的寒冬像一把钝刀子，割得人脸生疼。红旗机械厂三车间里，机油和铁锈的味道混在一起，成了工人们最熟悉的空气。大李搓了搓冻僵的手，看了眼墙上的挂钟——十一点半，夜班才过一半。
他哈出一口白气，继续操作着那台老式车床。这机器比他的工龄还长二十年，运转起来浑身发抖，却偏偏精度奇高，全厂没几个人能驯服它。
“你小子运气好，跟了老张头学手艺。”大李想起进厂时车间主任的话。那是1980年，他刚顶替父亲进厂，才十八岁。
老张头是他的师傅，一个沉默寡言的八级技工，手把手教会他在这台老爷车床上车出比头发丝还精细的零件。大李至今记得师傅那双粗糙如锉刀的手，轻轻一摸就能判断出百分之一毫米的误差。
“设备老旧更考验手艺，”老张头常念叨，“手艺人靠的是良心，不是机器。”
一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寒夜，老张头就在这台车床前倒下。救护车来时，人已经凉了。医生说，是突发脑溢血。
“老张！工件卡住了！”大李猛地回过神来，对着空荡荡的车间喊了一声。这是他和师傅之间的老暗号，每当设备出问题，他总会这么喊。话音刚落，大李才意识到自己又犯了糊涂，师傅已经不在了。
他苦笑着摇摇头，伸手去调整车床转速。就在这时，一只冰冷的手搭上了他的右肩。
那触感清晰无比——五指分明，沉甸甸的，隔着工装透着一股刺骨的凉。
大李浑身一僵，缓缓转头。
身后空无一人。
他的心跳骤然加速，手电筒的光柱在车间里乱晃，除了静静伫立的几台机床和悬挂着的工件，什么也没有。
大李深吸一口气，试图安慰自己是太累了产生的幻觉。但当他脱下工装对着灯光看时，右肩上赫然印着一个泥灰色的手印，五指清晰，掌纹可辨，正散发着若有若无的土腥味。
他腿一软，跌坐在工具箱上。
“师傅…”大李喃喃自语，想起了老张头下葬那天，他亲手捧起一把黄土，撒在棺材上。那土的腥味，与此刻肩头手印散发的气味如出一辙。
“鬼搭肩！”第二天一早，老工人赵德柱听完大李的讲述，脸色凝重地吐出这三个字。赵师傅是厂里的元老，比老张头还早进厂两年。
“那是你师傅放心不下你，”赵德柱点燃一支烟，深吸一口，“老张头在这厂子里干了一辈子，最后也死在这儿。他那人你晓得，活着一门心思全在技术上，看见谁操作不规范，比看见自己儿子犯错还着急。”
大李摸着肩上已经淡去但仍隐约可见的手印，说不出话。
“咱们厂有记录，”赵德柱压低了声音，“五八年建厂时，有个老技师为了抢救一台进口设备，被塌下来的横梁砸死了。后来好几个上夜班的都说看见过他，站在机床前比比划划，像是还在修理机器。”
赵德柱掸了掸烟灰：“你师傅去年走的时候，厂里给的抚恤金拖了半年才发下来，他心里能没疙瘩？再说，他最放不下的就是你和他那宝贝闺女小芳的婚事。”
大李心里一颤。师傅生前确实常念叨，要存钱给女儿置办嫁妆，还说要把自己那套工具传给大李。可惜都没来得及。
那天起，大李变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下班铃一响就急着换衣服走人。而是经常留下来，把车床擦得锃亮，把工具摆放得整整齐齐，就像老张头生前做的那样。
有时夜深人静，他会对着车床低声说话：“师傅，您看这个参数调得对吗？”“今天车间主任又要求赶工，质量差点不过关，我给您拒了。”
怪的是，自那以后，车床再没出过故障，加工精度甚至比老张头在时还要高。
一个月后的夜班，大李正在加工一批紧急订单。这是厂里新接的外贸单子，要求极高，车间主任亲自督战，要求天亮前必须完成。
“大李，能不能再提点速？”主任盯着表问。
“不行，这已经是极限了，再快会出废品。”大李坚决摇头。
主任皱皱眉，没再说什么，转身走了。
午夜时分，大李感到一阵疲惫，打了个盹。迷迷糊糊中，他又要去调整车速。就在他的手即将碰到旋钮时，那只冰冷的手又一次搭上了他的肩膀。
大李猛地惊醒，发现自己差点犯了个致命错误——他忘记更换一个已经磨损的卡盘，如果以这个速度运转，工件会飞出来，后果不堪设想。
他惊出一身冷汗，连忙关机、更换卡盘。完成后，他对着空荡荡的车间轻声说：“谢谢师傅。”
车间里静悄悄的，只有远处机器的嗡鸣。但大李分明感觉到，空气中有一丝欣慰的气息。
1992年开春，大李和师傅的女儿小芳结婚了。婚礼前一天，他独自来到车间，把喜字贴在了老张头生前用的工具箱上。
“师傅，我明天就和小芳办酒了。您放心，我会照顾好她。”大李说着，眼眶有些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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