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今年那条弯道上的第三起事故。交警队副队长赵卫国赶到现场时，天刚蒙蒙亮，晨雾如鬼魅般缠绕在光秃秃的白杨树间。他一下车，刺骨的寒风就钻进了衣领，让他打了个哆嗦。
“赵队，这边。”年轻民警小张脸色苍白地引路。
死者是名货车司机，被甩出驾驶室，头颅几乎被压扁，右手却不自然地指向天空，食指伸直，其余四指紧握——与前两起事故的死状一模一样。
赵卫国胃里一阵翻腾。他当了二十年交警，见过的尸体不少，但从没遇到过这样诡异的巧合。
“现场勘验结果和之前两次差不多，”小张翻着记录本，“没有刹车痕迹，车子直接冲出弯道。唯一的异常是司机老王说他凌晨经过时，看到有辆老式解放卡车突然出现在弯道，他猛打方向盘才差点撞上。”
“解放卡车？那车型都快淘汰十年了。”赵卫国皱眉。
“更怪的是，我们查了监控，事发时段只有死者一辆车经过。”
赵卫国沉默地环顾现场。这个弯道并不急，按理说不该接连发生事故。他走到路边，脚下踢到什么东西——是一块朽烂的木桩，半埋在土里，上面似乎有过字迹。他蹲下仔细查看，隐约辨认出个“刑”字。
回到队里，赵卫国调阅了前两次事故档案。第一名死者是年轻女护士，车祸发生在二月；第二名是个中学教师，在五月出事；现在是十月。间隔差不多都是三个月。
“看出规律了吗？”老队长李建国不知何时站在他身后。李队明年就要退休，头发已花白，眼神却依然锐利。
“死状相同，都是同一弯道，而且...”赵卫国犹豫了一下，“司机都说事发前看到不该出现的车辆。”
李队点点头，压低声音：“我查了旧档案，这弯道在伪满时期是刑场，建国初期也当过乱葬岗。八十年代修路时，就有过不少邪门传闻。”
赵卫国不信这些。他是唯物主义者，只觉得是巧合。
然而一周后，他在查看夜间监控时，亲眼看到了异常——凌晨三点十二分，弯道监控画面出现一阵雪花，随后一辆马车轮廓的阴影一闪而过。紧接着，一辆正常行驶的轿车急转向冲出路面，幸亏车速不快，司机只受了轻伤。
赵卫国反复观看那段录像，背脊发凉。
“是光学现象，”他在案情分析会上坚持说，“可能是雾气反射车灯造成的错觉。”
李队没反驳，只是散会后递给他一本发黄的笔记。
“这是我父亲留下的，他当年也养过马车，跑过那条老路。”
赵卫国接过笔记，没太当回事。
随后的日子里，他试图用科学解释一切：路面可能有不易察觉的倾斜，夜间光线会造成视觉误差，死者手势只是巧合...但他心底清楚，这些解释都很牵强。
十一月底，赵卫国值夜班时接到紧急通知——李队在回家途中遭遇车祸，正是在那个弯道。
他疯了一样冲向医院。李队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浑身插满管子，见到他来，艰难地招手。
“不是车...”李队气若游丝，“我看见了...穿囚服的人...一排排...跪着...”
“别说了，好好休息。”赵卫国握住老队长冰凉的手。
李队摇头，用尽最后力气说：“农历十月一...下一个...小心...”
话未说完，监护器发出刺耳的长鸣。
李队的葬礼上，赵卫国得知了一个秘密。李队的祖父在伪满时期因反抗日本人，就是在那个刑场被处决的。
农历十月一，寒衣节，祭奠先人的日子。赵卫国翻看李队留下的笔记，其中一页记载着民间传说：屈死者会不断重演死亡瞬间，并拉生人作伴，谓之“寻替身”。
离十二月二十二日冬至只剩三周了，按照规律，下一个事故很可能在那天发生。
赵卫国开始疯狂调查。他查阅地方志，走访当地老人，拼凑出的历史令人毛骨悚然：那条路曾是日伪时期刑场，无数抗日志士和无辜百姓在那里被处决；建国初期，一场瘟疫又让那里成了乱葬岗；七十年代修路时，曾挖出过多具无名尸骨，但工程仍继续进行。
他还发现，前三名死者都与那段历史有隐秘关联：女护士的曾祖父是伪满狱卒；教师的祖父曾参与刑场清理；货车司机的父亲是修路工头。
而李队，他的家族史更直接与刑场相关。
赵卫国自己的父亲呢？他回家翻出父亲的老照片，发现一张拍摄于1975年的旧照——父亲站在刚修好的公路旁，身后是一堆未来得及运走的白骨。照片背面写着：“终于完工，但愿此地安宁。”
恐惧如冰水浇遍全身。
冬至前夜，赵卫国独自在办公室整理资料，突然接到妻子电话。
“爸突然收拾行李，说要回老家看看，拦都拦不住！”
赵卫国的父亲患有轻度阿尔茨海默病，与他们同住。他心头一紧，立即驱车回家。途中，他接到监控中心电话——弯道摄像头再次出现异常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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