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年冬天因肺癌去世，临终前他紧握着我的手，目光越过医院白色的墙壁，仿佛看到了很远的地方。
“去黑河看看吧，去那个我们曾经住过的知青点看看。”
他给了我一个模糊的位置和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七个年轻人并肩站着，身后是低矮的土坯房，每个人脸上都挂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混合着希望与迷茫的笑容。
“我们当中，有一个人永远留在了那里。”父亲说完这句话，就闭上了眼睛，再没开口。
我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硬座火车到哈尔滨，又转乘一辆吱吱作响的长途汽车，最后搭上老乡的拖拉机，才抵达父亲所说的那片土地。三十年过去了，这里早已物是人非。当年的知青点已经被废弃，周围几乎没有人烟，只有风吹过白桦林发出的沙沙声，像是大地在低声诉说往事。
“你说那知青点啊，早没人去啦。”载我来的老乡摇摇头，“偶尔会有你们这样的城里人来寻根，看一眼就走了。那地方...不太平。”
我问他怎么不太平，他却不肯多说，只是用警惕的眼神打量着我。
知青点比我想象的还要破败。几排土坯房大多已经坍塌，只有最边上的一间还算完整。木制窗框早已腐烂，窗户上糊的报纸泛黄发脆，上面依稀可见“1975年”的字样和斑驳的毛主席语录。
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屋内阴暗潮湿，炕上积了厚厚一层灰尘，墙角挂满了蜘蛛网。我放下背包，开始仔细打量这个父亲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地上散落着一些杂物，一个破旧的搪瓷缸子，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的红字；几本被水浸过的《毛选》；还有一把已经锈蚀的口琴。
就在我准备离开时，目光落在了炕沿下的一个缝隙里。那里似乎藏着什么东西。我蹲下身，小心地掏出一个用油布包裹的物件。打开一看，是一本残缺不全的日记本，封面上没有任何文字，只有一片模糊的暗红色污渍。
我找了个相对干净的地方坐下，翻开了日记本。
“1976年3月12日
今天又下雪了，这是开春后的第三场雪。大家都说这里的冬天漫长，可我没想到春天也这么冷。我们来的第三个年头了，我还是不习惯。”
日记的主人叫王卫东——每页页眉都工整地写着这个名字。字迹清秀，与那个粗糙的年代格格不入。前几十页记录的都是知青点的日常生活：开荒、种地、学习、批判会。字里行间透露着一个城市青年对农村生活的不适应，但也有些许温暖的片段——大家一起围着火炉取暖，偷偷跑到河里捕鱼，夜里轮流读家书。
“1976年5月7日
今天和张志强发生了争执。他在学习会上说了些不该说的话，关于‘四人帮’的。我提醒过他多少次，隔墙有耳，他就是不听。我们是好朋友，从小学就是，一起报名来的这里。我真替他担心。”
随着一页页翻过，日记的语调变得越来越阴郁。
“1976年7月3日
上面派来了工作组，要抓‘反革命言论’。他们找我谈话，问我知不知道谁在散布反动言论。我没有说，我什么都没有说。可是李爱国说了，他指证了志强。为什么？就因为上次评先进，志强赢了他吗？”
“1976年7月15日
斗争会开了整整一天。他们让志强跪在碎玻璃上，要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志强不肯，他一直看着我，那眼神...他在求我替他说句话，可是我不敢。我真的不敢。我会被打成同谋的，我一辈子就完了。”
日记在这里中断了几页，有明显的撕毁痕迹。再接下来的笔迹变得潦草而慌乱：
“1976年7月18日
志强跑了。他们说他逃进了黑松林，那是片原始森林，进去了就出不来。全点的人都去找了。是我的错，全都是我的错。如果那天我站出来为他说句话，也许...”
最后一页的日期是1976年7月20日，只有短短几行字，墨迹晕开，像是被泪水打湿过：
“他们找到了志强的尸体，在黑河下游。脖子上挂着‘反革命分子张志强’的牌子。是我害死了他，我本来可以救他的。工作组答应过我，只要我作证，他们就不会为难他，他们骗了我...王卫东，你是个懦夫，你永远不能原谅自己。”
日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我合上本子，心中五味杂陈。父亲从未提起过这段往事，他照片上的七个年轻人中，有两个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一个死在河里，一个死在愧疚中。
夜幕降临，我决定就在这破屋里过夜，体验一下父亲当年生活的地方。我清理了炕上的灰尘，生起带来的一小堆柴火，却依然驱散不了那刺骨的寒意。
窗外，风穿过白桦林，发出呜咽般的声音。我裹紧衣服，躺在冰冷的炕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冻醒了。柴火早已熄灭，月光透过破败的窗棂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就在我准备起身活动一下暖和身体时，突然发现炕沿边坐着一个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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