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东某大学的老图书馆，
这地方，孙老师守了快二十年。她叫孙玉芬，一个名字和她人一样，带着点旧式温婉又透着股韧劲的中年女人。岁月在她眼角犁出了细密的沟壑，也把古籍区里那种混合着陈年纸墨、微霉尘埃和旧木头的气味，深深浸入了她的肺腑和衣裳。她熟悉这里的每一排书架，每一册线装书的脾性，就像熟悉自己手掌的纹路。
可自从进了二零零六年，这“熟悉”被打破了。事情起于初冬第一场雪后。每天下午五点半，闭馆铃声像一声疲惫的叹息响过之后，孙老师仔细检查完每一个阅览室，最后锁上古籍区那扇沉重的、包着铜角的木门。然而，每当她回到一楼的值班室，准备淘米做晚饭时，楼上，那绝对不应该有人的古籍区，便会传来一阵清晰的、不急不缓的翻书声。
那声音，孙老师形容不来，不像现在学生们哗啦啦的躁动，也不是风吹书页的零乱。它沉稳，有节奏，带着一种老学究般的认真劲儿，一页，一页，又一页，在空寂的老楼里，显得格外碜人。
头几次，孙老师只当是自己听岔了，是老鼠？或者是哪扇窗户没关严，灌进了风？她捏着那把磨得油光发亮的大号手电筒，重新上楼，打开古籍区的门，仔仔细细地照，角角落落地看。手电光柱劈开沉滞的黑暗，惊起几只伏在梁上的灰蛾，除此之外，空无一人。书架森然林立，像一排排沉默的墓碑，那些千百年的典籍在黑暗里屏息凝神，散发着幽古的气息。翻书声在她推门的瞬间，便戛然而止。
次数多了，孙老师心里发了毛。她跟图书馆主任提过一嘴，主任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正为学校“迎评促建”忙得焦头烂额，闻言摆了摆手：“孙老师，咱这可都是唯物主义的阵地，那些个怪力乱神的话，可不敢乱说。肯定是老鼠，回头我让后勤科多放点耗子药。” 孙老师张了张嘴，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她知道，这老楼年头久了，保不齐就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尤其是在这藏纳了无数先人思想与故事的故纸堆里。
流言还是像暗处的苔藓，悄悄滋生起来。有夜归的年轻馆员说，好像看见过古籍区有微弱的、绿油油的光；打扫卫生的临时工则信誓旦旦，说曾闻到里头有股淡淡的墨汁和旧棉絮混合的怪味儿。这些话传到孙老师耳朵里，让她心里那根弦越绷越紧。她不是没想过退缩，调个岗位，或者提前内退。可一想到这些视若珍宝的古籍，万一交给个不经心的年轻人，被虫蛀了，被潮气沤坏了，她就像心里被针扎了一样。这书库里，有她青春的影子，也有她不愿言说的寄托。
她的独子，十年前也是在这所大学读书，最喜欢泡在古籍区，后来……一场急病，带走了他。儿子当年常坐的那个靠窗位置，那本他没能读完的《岭表录异》，都成了孙老师心底不敢触碰的禁忌和隐秘的念想。守着这里，仿佛就能离儿子的气息近一些。
恐惧与一种近乎偏执的责任感，还有那隐秘的母爱，在她心里激烈地搏斗。最后，她下了决心，要亲手揭开这谜底。
那是一月里一个极寒的夜晚，天气预报说零下二十九度。北风在窗外呼啸，像无数冤魂在拍打着窗玻璃。孙老师提前跟主任说身体不适，要早点休息。她没回值班室，而是早早藏身在了古籍区最深处，两排高大书架形成的阴影缝隙里。那里堆放着一些待修补的残本，气味更加浓重呛人。她裹紧棉大衣，脚下踩着厚厚的棉鞋，一动不动，连呼吸都放得极轻，感觉自己快要变成另一本被遗忘的旧书。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寒冷像细针，透过厚厚的棉衣往骨头缝里钻。就在孙老师手脚快要冻僵，意识也有些模糊的时候，闭馆的铃声响了。冗长、空洞，在建筑里回荡，然后一切归于死寂。
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了。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就在她几乎要放弃的时候，异动发生了。
没有脚步声，没有光影变化。在她斜对面，靠西墙的那排专门存放本地史志民俗类书籍的书架上，中层，一本蓝布封皮、纸页焦黄脆硬的旧书，毫无征兆地，自己动了一下。
孙老师浑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凝固了。
只见那本书，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轻轻托着，平稳地、缓慢地从书架里滑了出来，悬浮在半空中。封面上，《双城拾遗录》五个模糊的宋体字，在手电筒余光勉强扫到的微暗里，隐约可辨。
书，就那样悬停在离地约一米五的空中，然后，书页开始翻动。
哗——哗——哗——
正是她每晚在楼下听到的那种清晰而沉稳的声音。书页翻飞得极快，仿佛阅读者不是在品读，而是在焦急地寻找着什么。纸页摩擦的声音在绝对的寂静里被放大，带着一种催人心魄的紧迫感。
孙老师死死捂住自己的嘴，生怕一点声响惊动了这超自然的景象。她瞪大了眼睛，看着那本自行翻动的鬼书，恐惧到了极致，反而生出一种麻木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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