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冬至那天，铁岭下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李桂花天没亮就起了，她得给丈夫和儿子包顿像样的饺子。屋里冷得像冰窖，呵出的气在窗前结成了霜花。
厨房的灯泡昏黄，照得人脸色蜡黄。她从搪瓷盆里拿出昨天邻居王家送来的肉，冻得硬邦邦的，说是自家杀的猪，分给左邻右舍尝尝。李桂花心里还感激着，王家儿子失踪半个多月了，老两口还能想着旁人。
肉在热水里化开，血色渗进水里，红得有些不寻常。李桂花没多想，东北的猪血旺，颜色深些也正常。她开始剁馅，菜刀与案板的撞击声在清晨格外清脆。七岁的儿子小宝揉着眼睛进来，嚷着要帮忙。李桂花笑着塞给他一块面团：“捏个小兔子去。”
丈夫张建国去院里铲雪了，铁锹刮地的声音有节奏地响着。李桂花把剁好的肉馅和白菜拌在一起，加盐、酱油、葱花，最后淋上一勺滚烫的豆油，刺啦一声，香气窜了出来。但就在她伸手进去搅拌时，食指突然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
“哎哟。”她缩回手，就着灯光看，指尖上扎了个小口子，渗出血珠。
她小心翼翼地用筷子在肉馅里拨弄，翻找着可能混进去的骨头渣子。筷子头触到一个硬物，她夹出来，凑到灯下看。
是一小截指甲，人的指甲。
李桂花的手开始发抖。指甲约莫半厘米长，边缘整齐，像是被什么利器切断的，微微发黄，根部还带着一点暗红色的——是皮肉？她胃里一阵翻搅，差点吐出来。
“妈，你咋了？”小宝抬起头。
“没、没事。”李桂花把指甲攥在手心，冰凉的触感直透心底。她想起王家送肉时的情景：王老蔫眼神躲闪，他婆娘刘婶子眼睛肿得像核桃，声音嘶哑地说：“桂花，这肉...你趁新鲜吃。”当时李桂花还以为是儿子失踪哭的，现在想来，那语气里分明有别的意味。
她机械地和面、擀皮，手却抖得握不住擀面杖。窗外的雪下得更大了，天地间白茫茫一片，寂静得可怕。张建国进屋，拍打着身上的雪：“这雪邪性，铲了又积。”
李桂花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她把那截指甲藏进了围裙口袋。
饺子包到一半时，外面突然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嚎声。王家院子里，人影攒动，来了两辆警车，红蓝灯光在雪幕中旋转，像不祥的眼睛。
李桂花手里的饺子皮掉在地上。张建国皱眉：“出啥事了？”
他们没来得及出去打听，刘婶子就闯了进来，身上只穿着单衣，头发散乱，脚上的棉鞋都没穿好，沾满了雪泥。她直勾勾地盯着李桂花：“肉...肉吃了吗？”
“还、还没下锅。”李桂花的声音小得像蚊子。
刘婶子突然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我的儿啊！我那苦命的儿啊！”
后来从围观的人群中，李桂花拼凑出了真相：王家儿子的残骸在自家地窖里找到了。不是全尸，只是部分——左腿从膝盖以下，右手的三根手指，还有一些零碎。警察来的时候，王老蔫正把最后一块肉挂到房梁上风干，说是准备过年吃的“腊肉”。
村里老人窃窃私语，说起早年间东北的传说：有一种邪祟，专在冬至这天作祟，附在人身上，让父母在极度绝望中产生幻觉，以为死去的孩子能以另一种方式“回家”。县志办的小刘后来说，他在档案馆见过类似记录，光绪年间铁岭发生过一桩奇案，也是冬至日，一户人家吃了“亲戚”送的肉，后来发现是自家走失孩子的血肉。记录最后写着：“疑为癔症，或乡野讹传，然多人证之，姑存疑。”
但这些李桂花当时都不知道。她只知道，自己差点用邻居儿子的肉，给自家丈夫和儿子包饺子。
她冲进厨房，疯了一样把所有的饺子、肉馅、面团全扫进垃圾桶，又觉得不够，拎起垃圾桶就往院子深处跑。张建国追出来：“你干啥？”
“这肉...这肉是...”李桂花说不下去，跪在雪地里干呕。
张建国明白了。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东北汉子，脸色变得铁青。他走回屋里，从柜子深处摸出半瓶高粱酒，咕咚咕咚灌了几口，然后走到王家院外，站了很久。雪落在他肩头，积了厚厚一层。
那天晚上，李桂花不敢合眼。一闭眼就看到那截指甲，看到刘婶子空洞的眼神，看到肉馅里可疑的深红色。她起身检查门窗是否锁好，却看见小宝蹲在厨房门口。
“妈，我饿。”孩子小声说。
李桂花的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她重新和面，从腌菜缸里捞出酸菜，切碎了，拌上鸡蛋，包了十几个素饺子。下锅的时候，她的手还在抖。
饺子熟了，她看着丈夫和儿子吃，自己一口也咽不下。张建国吃完，抹了抹嘴，说：“明天我去镇上买肉，咱们重新包。”
李桂花点点头。她想起白天警察带走王老蔫时，那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回头看了一眼自家房子，嘴里喃喃说着什么。有耳朵尖的人说，他念叨的是：“儿啊，爹让你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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