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东北的冬天，连风都带着铁锈味儿。2000年那会儿，铁路系统还没完全现代化，有些偏远路段仍靠着老师傅们的经验和胆魄维持着。李建国就是这样的老师傅，开了二十八年火车，跑遍了东北的铁路线。
他最怕的是乌鸦岭隧道。
那隧道建于伪满时期，石头砌的拱顶长满了暗绿的苔藓，夏天渗水，冬天结冰，常年弥漫着一股子湿漉漉的霉味。线路图上的标注简单得很：“乌鸦岭隧道，全长1.2公里，限速45公里/小时。”但老司机们都知道，这段路邪性。
李建国的父亲也曾是这条线上的司机。1983年一个冬夜，老李师傅的车在乌鸦岭隧道里莫名其妙地熄了火，车灯全灭，只有信号灯在隧道尽头闪着幽绿的光。据他后来喝多了讲，那天夜里他看见了“东西”——轨道旁站着个模糊的人影，穿一身褪了色的铁路制服，缓缓地向火车招手。
“千万别回应，”老李师傅临退休前叮嘱儿子，“那是招魂的手势。”
李建国起初不信这些。他上过技校，学过机械原理，相信科学。直到那个十一月的夜晚。
那天他开的是货运列车，拉着一车皮的木材从牡丹江往沈阳去。夜里十一点二十分，列车准时驶近乌鸦岭隧道。车头大灯劈开浓雾，光线在隧道口散射成浑浊的光晕。李建国拉响了汽笛，悠长的鸣响在山谷间回荡，惊起几只寒鸦。
就在车头即将冲入隧道口的刹那，李建国眼角瞥见了那个影子。
在轨道右侧，距离铁轨不到三米的碎石坡上，站着一个人。
车灯的光扫过那人时，李建国看得分明——灰扑扑的棉袄，蓬乱的头发，面朝着火车方向，右手举在半空中，缓慢而机械地上下摆动，像是在招唤什么。最诡异的是，那人的脸在强光下竟是一片模糊，仿佛蒙着一层雾气。
李建国的心脏猛地一缩。他想起父亲的警告，咬紧牙关，眼睛死盯着前方轨道，双手紧紧握住操纵杆。列车呼啸着冲入隧道，将那人影甩在身后的黑暗里。
隧道里一片漆黑，只有车灯的光柱在潮湿的墙壁上跳跃。李建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像铁锤敲打着肋骨。他扫了一眼速度表：42公里/小时。正常。
突然，车灯闪了一下。
不是电路故障的那种闪烁，而是像被什么东西挡住了一瞬。李建国下意识地抬头，透过前窗玻璃，他看到了令他血液几乎凝固的景象——
就在车头前方约五十米处，轨道旁又站着一个人影。
同样的姿势，同样的招手动作。这次更近了，近到李建国能隐约看清那人脸上的表情——没有表情，只有一片空白的模糊。
“操！”李建国骂了一句，本能地拉响了汽笛。
凄厉的汽笛声在隧道里被放大，回声重叠，变成一种非人的哀嚎。就在这一瞬间，车灯突然恢复正常，那人影消失了，仿佛从未存在过。
剩下的路程，李建国的手一直在抖。他不停地看后视镜，总觉得有什么东西跟在列车后面。出了隧道，他才发现自己后背的棉袄已经被冷汗浸透了。
第二天早上，李建国在调度室听到了消息：前一天傍晚，乌鸦岭隧道口确实出了事。一个四十多岁的疯子，不知道从哪个村子跑出来的，在隧道口徘徊了几个小时，嘴里一直念叨着“等我媳妇”。最后一批目击者是附近村子的两个放学孩子，他们说看见那人突然冲向铁轨，朝着一列通过的货车招手，然后……
“卷进去了，”调度员老张压低声音说，“听说找到的时候已经……哎，惨啊。最怪的是，他招手的那列货车，司机报告说一切正常，根本没看见隧道口有人。”
李建国手里的搪瓷缸子“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那司机……鸣笛了吗？”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问。
老张奇怪地看他一眼：“没听说。怎么问这个？”
李建国摇摇头，没再说话。但他的心里已经翻江倒海——那个疯子招手的时间，正是他昨晚经过隧道前的大概时间。而他，鸣笛了。
从那天起，李建国变了。他开始在每次经过乌鸦岭隧道前，往窗外撒一把纸钱——这是他偷偷从镇上殡葬店买的。他还在驾驶室里挂了一面小镜子，镜子朝后，这是东北民间传说中辟邪的方法。同事们笑他迷信，他从不解释。
但那个影子再也没出现过。
直到一个月后的冬夜，李建国开的是最后一班客车。车上坐着七十多名旅客，大多是在外打工返乡过年的东北人。车厢里暖烘烘的，弥漫着泡面和人体混合的气味。李建国盯着前方被车灯照亮的铁轨，心里计算着时间：还有十五分钟到乌鸦岭隧道。
雪花开始飘落，起初稀疏，渐渐密集。东北的雪不像南方的雪那般温柔，而是带着一种蛮横的劲头，劈头盖脸地砸下来。车灯的光束里，雪花如飞蛾般狂舞。
十一点十七分，列车接近隧道口。李建国提前拉响了汽笛，同时右手伸进衣兜，摸到了那叠准备好的纸钱。就在他准备开窗撒纸钱时，车灯又一次照见了那个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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