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四年开春那会儿，下岗多年的老林终于攒够了钱，把红旗机械厂家属楼那套五十平的老房子给翻新了。他专门挑了个吉利日子开工，嘴里念叨着：“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刷墙那天，阳光正好，老林哼着小调，把丙烯酸漆刷得又匀又亮，白得晃眼。
新家拾掇妥当那天，老林站在卧室中央，满意地抽了支烟。可没过三天，他就发现了不对劲。
靠床头那面墙的正中央，隐约显出一块暗影，形状怪异。老林凑近了看，心头一紧——那影子活像个人，弓着背，双手似乎向上抓着什么。他摇摇头，寻思是墙体返潮，便去建材市场买了最好的防潮涂料，重新粉刷了一遍。
第七天夜里，老林起夜时摸到开关，昏黄的灯光下，那影子又回来了。而且比之前更清晰了些，能看出是个男人的轮廓，一条腿蜷曲着，另一条腿直挺挺地伸着，仿佛正在挣扎。
“真是活见鬼了。”老林嘟囔着，想起父亲生前说过，老厂区这片地，建国前是片乱葬岗。但政府盖楼那会儿，该清的都清了，哪还能有什么说道？
这次他下了狠心，买了进口漆，刷了足足三遍，墙白得像医院的墙壁。完工后，他盯着那面墙看了半晌，确定干干净净，这才安心睡下。
半个月后的一个雨夜，老林被一种声音惊醒。
不是雨声，是某种细微的摩擦声，像是……指甲在刮什么东西。
他猛地坐起身，打开床头灯。
墙上的人影赫然在目，清晰得令人窒息。这次连五官的轮廓都隐约可见，嘴巴大张着，像是在无声地呐喊。更骇人的是，人影周围的墙面微微凸起，仿佛有什么东西正要从里面挤出来。
老林浑身汗毛倒竖，连滚爬爬跑到客厅，一夜没敢合眼。
天亮后，他去找了小区里最年长的赵大爷。赵大爷以前是厂里的八级瓦工，住这片区快六十年了。听完老林的描述，赵大爷吧嗒吧嗒抽着旱烟，半晌才说：“小林啊，这事儿邪性。我听说，早些年厂子扩建的时候，出过事故。一个临时工掉进了正在浇筑的水泥地基里，没救上来。工头怕耽误工期，就……就那样盖进去了。”
“那是哪一年的事？”老林声音发干。
“六五年？还是六六年？记不清了。那时候乱，人命不值钱。”赵大爷叹了口气，“你爸那会儿在厂保卫科，说不定知道点啥。”
老林想起来了，父亲临终前确实含糊地说过几句莫名其妙的话：“东墙……有东西……别动……”当时他只当是老人家的糊涂话。
回家路上，老林买了把最结实的大号锤子和凿子。他受够了。
推开卧室门，墙上的影子在正午的阳光下竟显得立体起来，仿佛随时会破墙而出。老林甚至闻到了一股若有若无的焦糊味，混合着陈年石灰的气味。
他没有犹豫，举起锤子，狠狠地砸向墙面。
第一下，墙体传来空洞的回响。
第二下，石灰簌簌落下。
第三下，墙面裂开一道缝。
透过裂缝，老林看到了一抹焦黑。
他的心脏狂跳起来，手却更用力了。裂缝越来越大，墙皮大块大块地剥落。当洞口足够大时，老林用手电筒照进去——
一具蜷曲的、高度碳化的骸骨，嵌在砖墙与混凝土之间。头颅扭曲地仰着，嘴巴的部位是一个黑洞，双臂向上伸着，五指张开，保持着永恒的挣扎姿态。骸骨的缝隙里，填满了暗红色的、已经硬化的粘土。
最让老林血液凝固的是，骸骨的手腕上，套着一个尚未完全锈蚀的铁环——那是红旗机械厂早期的工作牌，上面隐约可见编号：0257。
老林瘫坐在地上，记忆的闸门突然打开。
父亲曾经有一本泛黄的工作日记，一直锁在抽屉深处。老林跌跌撞撞地翻出那个生锈的铁盒，找到那本日记。在1966年10月的一页，父亲用潦草的字迹写着：
“今日事故，临时工王建国失踪。有人见其最后出现在3号楼地基处。调查无果。刘主任下令继续施工，不得延误工期。我心不安，但时局如此，多说无益。昨夜梦见建国兄浑身焦黑，向我求救。罪过，罪过。”
日记里还夹着一张褪色的照片，是年轻时的父亲和几个工友的合影。背面用钢笔写着：“与建国兄摄于厂门前，1965年春。”
照片上站在父亲旁边的，是一个笑容憨厚的年轻人。
老林抬起头，看向墙中的骸骨。那些恐惧忽然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沉的悲哀。这个叫王建国的人，就这样在墙里躺了三十八年，无人知晓，无人祭奠。
他没有报警。
第二天，老林去买了上好的骨灰盒和一块墓地。夜深人静时，他小心地将骸骨一块块取出。骸骨异常脆弱，稍不留神就会碎裂。他花了整整三个晚上，才将所有骨头取出。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骸骨的胸腔位置，有一个小小的铁皮盒子，已经锈得不成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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