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冬天，吉林农村的雪下得邪性。
大清早，大凤从炕上爬起来的时候，外头还黑着。鸡叫过二遍了，她摸黑穿上棉袄，脚底板沾到地面那一刻，凉气顺着脚心蹿到后脑勺，激得她打了个哆嗦。男人还在炕头睡着，呼噜打得像拉锯，盖着的那床黑棉被一起一伏，像头冬眠的熊。
大凤轻手轻脚绕过地上的尿罐子，走到外屋。水缸立在灶台边，缸沿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凌，在黑暗里泛着幽幽的光。她摸到瓢，掀开缸盖——
缸里有张脸。
不是她自己的脸。是一张男人的脸，三十来岁，眉眼模糊得像隔了一层雾气，正冲着她笑。那笑不是好意的笑，嘴角往上扯，眼睛却往下弯，像刀子从肉里翻出来的弧度。
大凤的嗓子眼里蹿出一声尖叫，那声音不是从嘴里出来的，倒像是从骨头缝里挤出来的。她手里的瓢掉在地上，当啷一声，人往后一仰，撞翻了墙根的酸菜缸。酸菜汤流了一地，咸酸的气味冲得她睁不开眼。她爬起来，抄起灶台边的烧火棍，照着水缸抡过去——
咔嚓！
水缸碎了。水流出来，漫过她的鞋面，冰凉刺骨。缸底那条大鲤鱼在碎瓦片里扑腾了两下，不动了。
那张脸没了。
大凤扶着灶台喘气，心像只水耗子在腔子里哧溜哧溜地跑，一会儿跑到嗓子眼，一会儿跑到小肚子，一会儿又跑到四肢上去。她低头看那滩水，水里只有自己的倒影，头发散乱，脸白得像窗户纸。
“见鬼了。”她嘟囔了一声。
男人被响声惊醒，披着棉袄出来，看见满地狼藉，骂了一句：“败家娘们，大清早发什么疯？”
大凤想说缸里有张脸，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她看见男人那张脸——困倦的，不耐烦的，熟悉的——忽然觉得说不出口。说了又能怎样？男人只会说她眼花了，魔怔了，该去卫生院拿点药。
“手滑了。”她说。
男人骂骂咧咧地帮她收拾，她蹲在地上捡碎瓦片，手指被划了一道口子，血珠子渗出来，她放进嘴里嘬了嘬，铁锈味。
那天上午，大凤去井沿挑水。井台结了冰，她小心翼翼地把桶放下去，绳子在手里一沉一沉。水桶提上来的时候，她没急着倒，先往里看了一眼。
井水里倒映着天，灰蒙蒙的天，还有她自己。没有别人。
她松了口气，心想真是眼花了。夜里没睡好，这几天身上也不利索，老辈人说女人身上不干净的时候容易看见不干净的东西。她挑着水往回走，扁担在肩上吱呀吱呀地响，雪地在脚下咯吱咯吱地响。
日子还得照过。
第二天早上，她没敢照水缸。新换的水缸是男人从供销社买回来的，比原先那个小一号，缸沿上印着朵褪色的牡丹花。她舀水的时候别着脸，凭感觉把瓢伸进去，舀出来，倒进锅里。
但镜子不能不照。
大凤有个梳头匣子，匣盖里头嵌了块巴掌大的镜子。那是她出嫁时的陪嫁，镜框上的红漆都磨白了。第三天早上，她梳头的时候，无意间往镜子里瞟了一眼。
那个男人在她身后。
这回不是在水里，是在镜子里。他站在她背后，靠着门框，还是那副笑法——嘴角往上扯，眼睛往下弯。大凤猛地回头，身后空空的，只有门框，只有门框上挂着的那串干红辣椒，在风里轻轻晃了晃。
她再转回头，镜子里只剩自己的脸。
大凤把梳子往炕上一摔，心口咚咚地跳，跳得她耳朵里嗡嗡响。她想喊男人，男人上地里去了，孩子也上学去了，屋里就她一个人。灶膛里的火噼啪响了一声，她忽然觉得这屋子太大了，太空了，像一张嘴，等着把她吞进去。
那天夜里，她没敢睡。
男人睡熟之后，她睁着眼盯着房梁。月光从窗户纸透进来，把屋里照得半明半暗。墙角的老座钟咔嗒咔嗒地走，每一声都像敲在心上。她侧躺着，脸朝着墙，不敢翻身，不敢看屋里任何能反光的东西。
后半夜，她实在熬不住，迷糊过去了。
梦里，那个男人站在炕沿边，低头看着她。近得能看见他脸上的毛孔，看见他眼白上的红血丝。他穿着件灰扑扑的中山装，领口磨得发白，像生产队开会时那些男人的打扮。他伸出手，指尖快要碰到她的脸——
大凤醒了。
天已经大亮，阳光照进来，炕席上热烘烘的。她坐起来，浑身汗透了，棉袄里子都湿了。她大口喘气，心想梦都是反的，梦都是反的。
她下炕，走到外屋，准备舀水做饭。
灶台边的水缸静静立着。缸沿上那朵牡丹花红得扎眼。她拿起瓢，掀开缸盖——
水面上是她的脸。还有那个男人。
他这回不在水里，是在她肩头。半张脸从她肩膀后头探出来，下巴几乎挨着她的棉袄。那笑还在，但近得已经看不清笑了，只能看见一张脸，一张离得太近的脸。
大凤手里的瓢掉进缸里，水花溅到她脸上。冰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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