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六年五月，当高迎祥等部流窜出陕的军情传至京师，朱由检的应对圣旨也迅速送达陕西李邦华军中。
旨意阐明，因流寇分窜湖南、山西，原定增援陕西的孙传庭部已转道南下，蓟镇总督孙承宗将负责晋省剿务。陕西全省防剿重任，全权委予李邦华一人之手。为赋予其足够权威，皇帝特旨李邦华领兵部尚书衔，总督陕西平叛、屯田事务，节制陕西境内所有文武官员及兵马。
这意味着李邦华的职权已从原先侧重民政安抚的“总督陕西剿抚屯田事务”，彻底转变为军政一把抓的“总督陕西平叛屯田事务”，并拥有了正式的部院衔级以协调各方。
使者宣旨毕，李邦华跪接圣旨，手中沉甸甸的，心中更是如此。他深知，陛下此举既是莫大的信任，亦是沉重的压力——援兵不会来了，整个陕西的战守兴废，如今系于他一人之身。
他起身，环顾周遭肃立的将领和属官，目光最终落向西安府城方向。没有片刻犹豫，他即刻以新的身份发出第一道命令：“传令各军，收紧包围，昼夜不息，轮番攻城！陛下既以全陕相托，我等必以迅雷之势，荡平叛逆，以安圣心！”
崇祯六年六月，西安府的战况已趋白热化。张庆臻被困在城中，焦头烂额，内心被巨大的焦虑所吞噬。
李邦华麾下的官兵仿佛不知死亡为何物，发疯似的昼夜攻城。短短三天之内，西安高大的城墙和几处关键城门楼竟已数次易手。鲜血浸透了墙砖，残破的军旗和云梯碎片散落得到处都是。若不是他当初果断散尽家财，用金银粮米硬生生堆出了一点士气，恐怕此刻自己早已成了李邦华的阶下之囚。
然而，这远不是最糟的。
这一日，他麾下一名将领面色惶恐地前来禀报：军饷和存粮，即将见底了。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震得张庆臻几乎站立不稳。他比谁都清楚，自己拉起来的这支所谓“大军”，本质上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多是原陕西各地兵备道、总兵、千总、把总，常年亦兵亦匪，打仗只为钱粮，毫无忠义可言。这些人之所以愿意跟他造反，无非出于两点：一是对李邦华整顿军屯、断他们财路的切齿仇恨；二就是他张庆臻许诺并已经支付的真金白银。
一旦钱粮耗尽……
张庆臻不敢再想下去。他仿佛已经看到，那些昨日还在为他卖命的士卒，下一刻就会因为欠饷而哗变，甚至可能调转刀口，将他这个“主帅”绑了拿去向城外的李邦华请功。
张庆臻枯坐在节堂内，窗外隐约传来的喊杀声和哀嚎，让他猛地惊醒，他意识到自己绝不能坐以待毙！
什么“清君侧”、什么“靖国难”，这些写在檄文上蛊惑百姓的漂亮话，与他张庆臻何干？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骗得了无知乡民，却骗不了他麾下那些原本身为兵备、总兵、千总的将领——他们本就是冲着钱粮和对李邦华的怨恨才暂时聚集的，个个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老油子。一旦钱粮耗尽，这群家伙第一个撕碎的就是他这位“主帅”！
求生的欲望瞬间压倒了所有虚妄的野心。他现在只想活命，必须在自己变成弃子甚至变成献给李邦华的“投名状”之前，逃出这座即将被攻破的西安府！
唯一的生路，就是北上去延绥，与武清侯李国瑞的部队汇合。只有合兵一处，或许还能凭借残兵败将，在边陲之地挣扎出一条活路。
想到这里，他便猛地站起身，压低声音对身旁仅存的几个心腹家将道：“不能再等了！立刻去准备，我们今夜就走！”
张庆臻带着身边的家将亲随以及那些家丁共计五百人，趁着夜色，偷偷摸摸的从西安府的北面秘密出逃。但，可惜。被巡夜的官崇祯六年四月的一个深夜，西安府北门悄然开启，一队约五百人的骑兵悄无声息地溜出城外，试图融入浓重的夜色。为首之人，正是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惠安伯张庆臻。他抛弃了仍在城内苦战的部队，只带着最核心的家将、亲随和家丁，企图北上延绥，与武清侯李国瑞汇合，做最后的挣扎。
然而，天不遂人愿。他们的行踪很快便被巡夜的官军哨骑察觉。消息立刻传到了正率关宁铁骑在城外巡弋的先锋周文郁耳中。
周文郁闻讯，当即率领精锐骑兵追去。关宁铁骑乃天下劲旅，岂是张庆臻麾下惊惶之卒所能比拟。不到十里地，这支逃亡队伍便被彻底撵上、合围。一场短暂的、毫无悬念的战斗后，张庆臻及其家丁尽数被擒，无一漏网。
周文郁命人将这位昔日耀武扬威的惠安伯捆得结结实实，押解至主帅李邦华的大帐之内。
此时的张庆臻，发髻散乱，衣甲污损，早已没了往日勋贵的跋扈气焰。他一见端坐帐中的李邦华，便如同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磕头如捣蒜，涕泪横流地连声哀求：“大人开恩！李大人开恩！饶我一命！罪臣愿献出所有家产，只求留下这条贱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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