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问这世间最令人瞠目结舌、堪称“脑溢血”的操作是什么？那么，试图通过高价垄断原料，继而进行更高价售卖的商业模式，绝对能名列前茅。
在崇祯十八年的某一天，真定府便上演了这样一出闹剧。
一位不知是雄心勃勃还是利令智昏的商人，竟不惜血本，以远高市面的价格，近乎疯狂地扫空了全城的黄豆库存。
望着自家仓库里堆积如山的黄豆，他自觉已扼住了整座城市民生需求的命脉。
次日，他意气风发地站在自家杂货店门前，对着围观的乡里乡亲，掷地有声地宣布：“从今天起，这真定府的豆腐，卖什么价，由我说了算！”
翌日，朝阳初升。
这位商人信心满满地将一块水灵灵的豆腐，标上了 “一钱银子” 的惊世价格，然后好整以暇地等待着顾客在“别无选择”的绝望中，向他低头。
然而，他等来的不是攥着银子的顾客，而是此起彼伏、清脆悦耳的吆喝声。
他困惑地探出头，眼前的景象让他瞬间血液凝固——只见他家杂货铺的左右两侧，乃至整条街道上，一夜之间仿佛雨后春笋般，冒出了清一色的豆腐摊！
那些小贩们推着独轮车，支起简易的木板，车上、板上摆满了新鲜出炉、还冒着热气的白嫩豆腐。他们的价格牌更是像一记记响亮的耳光，抽在商人的脸上：
“新鲜豆腐，三文钱一块！”
“祖传手艺，五文钱两块！”
原来，这位“聪明”的商人只想到了垄断原料，却严重低估了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和劳动人民的智慧。
他高价回收黄豆的消息早已传遍全城，那些平日里自家磨豆腐的人家，以及精明的行商小贩，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商机——既然黄豆在你手里，那我们何必还跟你抢原料？
于是，家家户户将自家储存的、原本自用的黄豆搬了出来；四里八乡的豆农闻风而动，连夜将黄豆送进城来；更有甚者，直接从邻近州县调运。
一夜之间，充足的黄豆供应绕开了他的垄断，直接化作了满街廉价的豆腐成品。
商人目瞪口呆地站在原地，耳边是竞争对手热情的吆喝和顾客们的欢声笑语。
他手中那定价一钱银子的“金豆腐”，成了整条街上最可笑、也最可悲的摆设。
他不仅没能垄断市场，反而因为高价囤积，成了全城最大的亏损者，实实在在地上演了一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经典戏码。
当锦衣卫指挥使李若涟将这件看似荒诞的商人轶事写成密信，呈送到朱由检的御案上时，我们这位来自现代的崇祯皇帝，初看时嘴角才刚泛起一丝讥诮的弧度，随即那笑意便僵在脸上，一股寒意从脊椎悄然爬升，让他半点也笑不出来了。
他的思绪瞬间穿透了“豆腐”这个表象，看到了一个无比恐怖的图景：如果这个商人的资本不是局限于真定府，而是雄厚到足以席卷数省？如果他的门路不是一家杂货铺，而是勾连起盘根错节的官商网络？那么，这小小的豆腐，乃至任何一样不起眼的日常必需品，都可能被铸成锁链，扼住整个帝国的命脉。
“如果……不是豆腐呢？”
朱由检喃喃自语，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如果是盐？是铁？是布匹？是药材？是粮食呢？”
任何一个生活必需品，一旦被少数人以巨量资本垄断，继而肆意操纵价格，顷刻间就能让千家万户陷入困境，让地方秩序崩溃，甚至……动摇国本。
届时，饥民啸聚，流寇四起，根本不需要关外的铁骑，帝国内部就会自行瓦解。
而更让他感到无力的是，他，朱由检，大明的皇帝，面对这种源自经济层面的、新型的、看不见的战争，手中竟然缺乏有效的武器进行抗争。
他无法像调遣军队一样去命令市场，也无法像颁布律法一样去规定物价。
他能动用的，似乎只有内帑里那有限的银两，去跟那些资本巨鳄进行一场绝望的“采购竞赛”，用真金白银去填那个被恶意抬价制造出的无底洞。
这无异于饮鸩止渴，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国库和内帑同时被掏空。
而且，现在不是二十一世纪。
没有全球贸易体系可以让他从海外寻求替代品，平抑物价；也没有国际性的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可以让他提前发现价格、对冲风险。
整个大明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一旦内部某个关键环节被恶意资本卡住脖子，他几乎无计可施。
暖阁内，
朱由检端坐于御案之后，目光扫过被紧急召来的五位重臣：户部尚书范文景、吏部尚书李岩、工部尚书孙元化、海关尚书杨嗣昌，以及刑部尚书兼内阁首辅钱龙锡。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不同于寻常朝会的凝重气息。
“诸位爱卿，”朱由检缓缓开口，声音沉稳，“朕今日召你们来，是欲推行一事。朕打算，于两京十三省，各府、各州要害之地，由朝廷出资，兴建一批官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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