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书院的深秋，天高云淡，金桂飘香，然而一份由书院山长亲自签发的告示，却为这静谧的秋日平添了几分紧张肃穆之气。告示明黄为底，墨字遒劲，张贴于明伦堂前的布告栏上，赫然宣布书院将于旬日后举办季度经义大比，考察诸生近月来于《四书》《五经》之研习深度、阐发新意之能力，尤为注重“学以致用，贯通古今”。
此大比虽非常设之科举，然于书院内部却极具分量。其成绩不仅关乎个人在教授心中的评价、日后获取更多资源倾斜之机会，更是一种无形的声誉积累。故而告示一出，书院上下顿时弥漫开一股临考前的凝重氛围。廊间、斋舍、藏书楼内，学子们诵经研读之声明显勤勉了许多，彼此讨论切磋亦愈发频繁，空气中仿佛都凝结着墨香与思辨的气息。
萧景珩闻此消息，心神亦为之一凛。他深知自身于传统经义上的根基仍是最大短板，虽经月余恶补，赵文渊公与秦老夫子亦多有指点，但相较于那些自幼浸淫其中、能将各家注疏倒背如流的同窗，他的积累依旧浅薄。此次大比，主考经义文章，正是直击其弱项。
果然，不少目光或明或暗地再次聚焦于他身上。李卓近日虽因前事收敛不少，但此刻听闻大比消息，嘴角仍忍不住勾起一丝冷嘲，与身旁几人低语：“哼，此番可是真刀真枪考校经义根基，看那等靠机巧哗众取宠之辈，还能有何作为！”言下之意，无疑是认定萧景珩必将原形毕露，于这正统学问较量中败下阵来。即便是一些平日中立的学子，亦暗自揣测，这位以“诗才”和“急智”闻名的同窗，于此需要深厚积淀的经义考校中，恐难有出色表现。
萧景珩对周遭议论恍若未闻，心中却如明镜一般。他闭门谢客数日，将以往笔记与重要经典反复研读，尤其针对《大学》、《中庸》等预计可能重点考察的篇章，力求理解其核心精义，而非死记硬背。他深知，若纯粹比拼记诵量与引经据典的娴熟度，自己绝无胜算。唯一可能出奇制胜之处，或许在于视角与诠释的维度——如何将自己来自现代的逻辑思维、宏观视野与人文关怀，不着痕迹地融入对古老经典的解读之中，于恪守经义本旨的前提下，生出些许新意与深度。
大比之日，至公堂内气氛庄重肃穆。香炉青烟袅袅，数百学子屏息凝神，案上仅备笔墨纸砚并草稿纸数张。试题由严司业亲自启封宣读，题目果不出所料，源于《礼记·中庸》：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试阐发其微言大义，并结合时务，论述‘致中和’之于立身处世、治国安邦之要义。”
此题看似平实，实则极考功力。“致中和”乃儒家核心思想之一，要求学子不仅需透彻理解其于个人修养层面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更需提升至天地秩序、万物化生的宇宙观与治理观层面，并最终要落地于“时务”，考验的是学子融汇经典与现实的能力。
堂内顿时响起一片纸笔摩挲之声。多数学子皆按部就班，或引程朱注解，深入剖析“存天理，灭人欲”以达“中和”之境；或举历代贤君良臣为例，说明持中守和之于朝纲稳固、政通人和的重要性。文章虽结构工整，引证丰富，然多数未能跳出传统阐释的框架。
李卓下笔如飞，文章引经据典，辞藻华丽，极力铺陈“中和”之重要性，显是下了苦功准备，力求在此次大比中拔得头筹，一雪前耻。
萧景珩并未急于动笔。他闭目沉思片刻，将“中和”二字置于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下考量。“中”，非仅不偏不倚，更可视为一种动态的平衡与整体的和谐；“和”，非仅一团和气，更是差异性并存、相辅相成的理想状态。其思想渊源，竟隐约与遥远的未来某种系统论、和谐观暗合。
他灵光一闪，提笔蘸墨，于草稿纸上写下纲要。他决定摒弃单纯道德说教的窠臼，而从“天人合一”的宏大视角切入：
“中庸所言‘致中和’，其意深远，非独善其身之小德，实乃参赞天地化育之大经大法。所谓‘天地位焉’，非谓天地静待人之调和，而喻示人若能秉持中和之道，其行事便能顺应天地自然之理，使万物各得其所，如星辰循轨，四时有序；所谓‘万物育焉’，亦非谓人能生养万物，而是指当社会达致中和之境，则政令清明的治理下，万物得以在良好的秩序与环境中自然生长、繁荣共生。”
开篇立意，便将个人修养与天地秩序、万物生长相联系，格局宏阔。
接着，他论述“致中和”于立身处世，非是压抑性情，而是寻求情感表达与理性规约的平衡点，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真正自由，其目的在于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和谐统一。
至于治国安邦，他更侧重其“动态平衡”与“协调差异”的现代治理内涵：“治国之‘中和’，非为墨守成规、僵化不变。恰如调理阴阳，须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于贫富之间，须求分配之‘中’，以防两极分化而失‘和’；于律法与人情之间，须求公正与怜悯之‘中’，以使法不容情亦不失温暖；于开拓与守成之间，须求进取与稳健之‘和’，以使国家发展既充满活力又根基稳固。昔者太宗皇帝兼听则明，广开言路，纳不同政见，亦是朝堂政事求‘中和’之体现。若一味强调同一，压制异见，则看似‘和’，实则背离‘中和’真义，因其失去了‘中’所蕴含的包容与平衡之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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