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们或凝神构思，或奋笔疾书，或搁笔沉思，完全沉浸在了这方寸之间的笔墨战场之上。 高台之上，刘基、朱栋等考官正襟危坐，目光如炬，巡视着下方密密麻麻的考棚。
年过七旬的刘三吾不时轻抚长须，眼中透着期待；墨筹与墨羽则偶尔交换眼神，对这场融合传统与创新的科举考试显得颇为满意。 朱栋偶尔会起身，在刘基的默许下，缓步巡行于考场之间的通道。这位年轻的吴王身着亲王常服，腰系玉带，行走间自有威仪。
他并非监察舞弊，更多的是感受这份汇聚了天下才智的紧张氛围。看着那些全神贯注的学子，他仿佛看到了未来朝堂上的干臣良吏，看到了大明走向繁荣的基石。
当他走过李文远的考棚时，注意到这个寒门学子虽然衣着简朴，但笔下文章却颇有见地，字迹工整有力；经过沈文渊的考棚时，又见这位江南才子文思如泉涌，已然写满数页答卷。然而也有些学子蹙眉苦思，显得颇为艰难；更有甚者，或许因压力过大，已是面色苍白，摇摇欲坠。
朱栋心中暗叹，科举之路，固然是相对公平的阶梯，但其间的压力与残酷，亦非常人所能想象。 第一日午时，差役们抬着食盒悄然进入考场。按照新规，考试期间的膳食由朝廷供给，以免考生自备饮食不便。
今日的午餐是馒头、熟肉和热汤，虽然简单，却足以果腹。许多贫寒学子接过食物时，眼中满是感激之色。 时间在笔尖悄然流逝。日升日落，灯火次第点燃。考场为考生提供了蜡烛，微弱的光晕在各自的考棚内闪烁，映照着一张张或年轻或成熟、或自信或焦虑的面庞。
医官不时在差役陪同下轻声巡场，若有学子突发不适，便及时上前诊治。
首日深夜，考场西北角突然传来一阵骚动。一名考生因连日紧张休息不足，竟在写作时晕厥过去。医官迅速赶到，施以针灸，考生方才悠悠转醒。按照新规，该生被允许在医护人员的看护下稍事休息，待恢复后再继续作答。这一幕让周遭考生感慨万千，深感皇恩浩荡。
三天时间转眼即过。初四日巳时，第一场考试结束的钟声敲响。差役们上前收卷，学子们如释重负又忐忑不安地走出考棚，神情各异，有喜有忧，有恍然有失落。试卷被迅速收拢，放入贴满封条的箱内，由鹗羽卫和锦衣卫共同押送离去。
经过一日的休整，五月初五，第二场考试开始。这一场更重实务，考察学子们的行政公文写作能力。 第一题，论：“王霸之辨”。需深刻阐述王道与霸道的区别，涉及治国理念的根本。 第二题，诏：以“国家初定，求贤若渴”为主题，撰写一篇《求贤诏》。要求格式规范，言辞恳切，气势恢宏。 第三题，诰：仿效洪武初年，皇帝北伐时那篇着名的《谕中原檄》，撰写一篇檄文。需有鼓动性，彰显大明正统天命，揭露元廷腐败，激励人心。
第四题，表：以洪武十一年第三次北伐大捷，俘获北元皇帝，彻底覆灭北元为背景，撰写一篇《贺北伐大捷犁庭扫穴并献俘表》。要求辞藻华丽，歌功颂德，表达臣子的欢欣与敬仰。 第五题，判：则是一道复杂的司法案例，涉及“子弑父”的人伦重案，却又存在“父暴虐，子护母”的情有可原之处，以及地方官与刑部之间的量刑分歧。要求学子们引经据典，剖析法理人情，做出自己的判决并陈述理由。这道题极具挑战性，考察学子对《大明律》的理解以及权衡“法”、“理”、“情”的能力。 这一场的考题，更加贴近政务实际，许多只会空谈诗书的学子顿时感到力不从心。
李文远看着第五题，想起了家乡一桩类似的案件，当时县令的判决引起了很大争议。他沉思片刻，决定以《大明律》为基础，结合经义中“仁恕”之道，提出一个既合法理又合人情的判决方案。 沈文渊则对第二题《求贤诏》格外感兴趣。他笔走龙蛇，以骈文体裁写作，既保持了诏书的庄重，又融入了自己对人才选拔的见解，特别是提到了格物、算学等新兴学科的人才也应得到重用，显示出了超越传统儒生的开阔视野。
又三日过去，第二场结束。学子们脸上的疲惫之色更浓，但眼神中却多了几分经历锤炼后的沉稳。走出考场时，不少人三三两两讨论着试题，特别是那道司法案例题，引发了广泛争议。
最后的第三场在五月初九进行，只有两道策问题，却需极高的综合能力。 题目一：“吏治之清浊”。要求深入探讨吏治清廉与腐败的根源、影响以及整顿之道，关乎国家长治久安。 题目二：“经与权”。此题出自《孟子》和《论语》，要求辩证地论述坚持原则（经）与灵活变通（权）之间的关系，是极高层次的管理智慧和处世哲学。 这最后一场，堪称是对学子学识、见识、思维深度和文字表达能力的终极考验。
考场内，学子们无不绞尽脑汁，将平生所学所思，凝聚于笔端。 李文远在写作“吏治之清浊”时，结合自己家乡官吏贪腐的情况，提出了“高薪养廉”与“严刑峻法”并重的建议，还创新性地提出了“异地为官”、“定期考核”等具体措施，显示出了难得的实务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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