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元八年十月初六，霜降已过，应天城的清晨终于有了几分凉意。
秦淮河上的画舫歌女还在睡着回笼觉，朱雀大街上卖早点的摊贩却早已支起炉灶，蒸笼里冒出的白汽混着炸油条的香气，在清冷的空气里袅袅升腾。
挑担的货郎、赶早市的妇人、遛鸟的老爷子，让这座帝国的都城在晨曦中缓缓苏醒，透着一种太平年月特有的、不紧不慢的安逸。
可这份安逸，半点都没渗透进紫禁城那重重宫墙之内。
辰时初刻，奉天殿侧殿的议政处值房内，已经吵得跟菜市场差不多了。
“荒谬！简直荒谬！”
武英殿大学士、刑部尚书杨靖，一张方正的脸涨得通红，手指头差点戳到对面韩宜可的鼻子上，“韩阁老！安南虽平，然其地夷汉杂处，民风彪悍，土司势力盘根错节！陈颙不过一前朝余孽，便能搅得数府之地天翻地覆！此时不思怀柔安抚，反倒要废土司、设流官、行府县？你这是逼着那些山里的土皇帝再反一次！”
对面，华盖殿大学士、承恩伯韩宜可，须发皆白，面容清癯，稳稳当当地坐在紫檀木太师椅里，手里捧着盏温热的君山银针，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等杨靖吼完了，他才慢悠悠地啜了口茶，声音平和却清晰：“杨尚书，稍安勿躁。老朽何时说过，要立刻、全部、一刀 切地废除所有土司？”
他放下茶盏，目光扫过值房里或坐或站的几位重臣——除了他和杨靖，还有谨身殿大学士刘三吾、文华殿大学士吴琳、文渊阁大学士茹太素，以及被特意请来参与军政事务讨论的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
吴王朱栋坐在主位旁的另一张椅子上，手里把玩着一柄象牙柄的裁纸刀，神情平静，仿佛眼前这场争执与他无关。
“安南之乱，根源何在？”韩宜可缓缓道，声音在略显嘈杂的值房里却格外有穿透力，“表面看，是前朝余孽煽动。往深里看，是土司坐大，朝廷政令难以直达地方，税赋、兵役、教化，皆受掣肘。土司之于其民，有生杀予夺之权，俨然国中之国。陈颙振臂一呼，从者云集，岂非因其能许土司更大的权柄、更多的利益？此等局面不革除，今日平了陈颙，明日难保不出张颙、李颙！”
“那就该缓缓图之！”杨靖寸步不让，“可缓缓图之！陛下欲设‘交趾承宣布政使司’，行与内地一般无二的府县制，流官治理，设镇总兵府驻军……这是要把安南土司连根拔起！必然激起剧烈反弹！届时烽烟再起，战事迁延，耗费国帑，徒损将士性命！依本官之见，当效前朝故事，羁縻之，抚慰之，厚赏归顺土司，令其自相约束，朝廷只需派员监督即可。如此，方是长治久安之道！”
“羁縻？抚慰？”一直没开口的吴琳冷笑一声，这位吏部尚书掌管天下官员铨选，最清楚地方治理的关节，“杨尚书可知，洪武年间对安南土司的赏赐少了？为何仍有叛乱？人心不足蛇吞象！你给他一分，他想要十分！羁縻之策，看似省事，实则是养虎为患，将边陲安定，系于土司头人一念之间！此非治国，乃是赌博！”
“吴尚书此言差矣！”刘三吾抚着长须，他是前元旧臣，熟读史书，“汉之治南越，唐之镇岭南，皆以羁縻为主，辅以王化，成效斐然。强压硬改，恐适得其反。安南民情特殊，岂能全然照搬内地之制？需因地制宜，徐徐化之。”
“徐徐？要徐到何时？”茹太素性格刚直，说话也冲，“徐到下一次叛乱？徐到西洋红毛夷把手伸进来？晋王殿下率将士浴血奋战，方才平定叛乱，若不趁此大势，彻底整肃，难道等叛军喘过气来，再打一次？朝廷威严何在？将士血汗岂不白流？”
“你……”刘三吾被噎了一下。
值房里顿时又吵成一团。文官们引经据典，各执一词；李文忠和冯胜两位老帅皱着眉头，他们擅长打仗，对这种政务扯皮既头疼又不耐烦。
就在这时，一直没说话的朱栋，轻轻咳嗽了一声。
声音不大，但值房里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他。这位吴王殿下虽然年轻（相对这群老臣），又是皇室亲王，但他在新政推行、军事改革、海外开拓等方面的成绩和眼光，早已让这些重臣不敢小觑。更重要的是，谁都知道，陛下对这位双胞胎弟弟的信重，远超寻常君臣。
朱栋放下裁纸刀，双手交叉放在桌上，目光平静地扫过众人：“诸位大人，吵了半个时辰，累不累？要不要喝口茶，歇歇嗓子？”
这话带着点调侃，让紧张的气氛稍微松了松。
“安南之事，关乎国家长治久安，边疆稳固，确实需慎重。”朱栋语气平和，“杨尚书担心激起反弹，有道理。韩阁老主张根除弊端，也没错。吴尚书、刘阁老、茹尚书，各有见解，都是为国思虑。”
他先给每人戴了顶高帽，然后话锋一转：“但咱们不能只盯着‘会不会反’，还得想想‘为什么反’，以及‘怎么才能不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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