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望帝都的政治风波虽暂告平息，然北疆日益庞大的经济躯体内，一场因血脉流通——即货币——而引发的更深层次波澜，已悄然酝酿。随着互市规模爆炸式增长，商路延伸至万里之外，旧有的、以实物和零散金银为主的交易方式，已如同孩童的衣物，难以束缚北疆这具蓬勃成长的躯体。一种更高效、更统一的交换媒介需求，变得前所未有的迫切，而这需求，正悄然触及帝国最为敏感的经济神经。
蓟州城，北疆市易司衙门内，主事周文博的眉头锁成了川字。他面前堆满了来自各互市场所的账册和商贾的诉状。
“王爷，王妃，”周文博的声音带着疲惫与焦虑，“如今我北疆商贾，苦‘钱荒’与‘钱乱’久矣！”
他详细陈情：“所谓‘钱荒’，乃是市面上流通的铜钱、宝钞严重不足。朝廷铸钱本就有限，流通至北疆的更少；而大明宝钞……唉，信用几近崩塌，商贾百姓皆不愿用，形同废纸。大宗交易，动辄需用车载斗量之金银，清点不便，运输风险极高，严重阻碍商贸。”
“更棘手的是‘钱乱’！”周文博拿起几枚颜色、大小、重量不一的铜钱，“您看，这是江南私铸的‘劣钱’，这是前朝遗留的‘古钱’，这是各地仿铸的‘杂钱’，甚至还有西域流入的‘异色金银币’！成色不一，价值混乱，折算极其繁琐，欺诈之事频发。商队出行，光辨认、折算钱币就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苦不堪言！”
这情况朱宸瑄与苏雪凝亦有耳闻，但听到具体负责官员的汇报，感受更为深切。经济血脉流通不畅，轻则阻碍发展，重则可能引发市场混乱，动摇统治根基。
“长此以往，非但商路受阻，我北疆税收、官员俸禄、军饷发放，皆受掣肘。”苏雪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必须有一种能在我北疆境内畅行无阻、稳定可靠的‘信用凭证’。”
面对困局，北疆并非没有尝试。一些实力雄厚、信誉卓着的大商号，尤其是几家由王府暗中控制或关系密切的晋商票号，早已开始发行一种仅限于其商号内部乃至特定商队间流通的“号票”或“会票”，凭票可异地兑付银钱，大大方便了资金周转。
苏雪凝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民间智慧。她与朱宸瑄商议后，决定将这种民间行为规范化、官方化，但需极其谨慎，避免授人以柄。由北疆市易司牵头，联合几家信誉最好的大商号（实为王府白手套），共同成立“北疆通汇局”，发行一种名为“蓟州汇兑券”的凭证。
此“汇兑券”设计极为精良，采用特制棉纸，以复杂套印技术印制，图案繁复，并有暗记密押，极难仿造。面额固定，与官银挂钩，分为一两、五两、十两、五十两、一百两数种。明确定义其性质：此乃“见票即兑”的商业信用凭证，持票人可在北疆境内任何一家通汇局分号，无条件足额兑换等值的足色官银。通汇局的总准备金，则由王府府库和参与商号共同担保，确保其信用坚挺。苏雪凝特别强调，在所有官方文书中，必须明确此物为“券”而非“票”，更非“钞”，意在强调其汇兑功能，刻意淡化其货币属性。
为了推广，王府率先规定，官府税收、官员俸禄、军饷发放，均可部分使用此“汇兑券”，并给予使用汇兑券交易的商队一定的税收优惠。同时，在各大互市设立通汇局分号，方便胡汉商贾兑换和使用。
此策一出，立见奇效。轻便易携、信用可靠的汇兑券迅速获得了商贾的青睐，尤其是在大宗交易中，几乎取代了笨重的金银。北疆内部的商业流通效率为之大增，周文博脸上的愁容也舒展了不少。
然而，“蓟州汇兑券”的成功流通，依然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石子，涟漪迅速传至京城。尽管北疆刻意低调，称其为“汇兑券”，但其在实际交易中扮演的角色，与货币何异？
消息传入宫中，龙榻之上，病体沉疴的皇帝朱见深闻奏，浑浊的眼中闪过一丝复杂难明的光芒。他久病缠身，对权力的掌控愈发敏感，对于任何可能分散、挑战皇权的事物，都抱有近乎本能的警惕。货币之权，乃天子权柄，国之重器。北疆此举，虽解边贸之困，然其势若成，则北疆经济几可自成一体，朝廷将何以制之？
他并未立刻发作，只是将奏报轻轻搁置一旁，深陷的眼窝里藏着深深的疲惫与猜忌。侍立一旁的司礼监大太监窥见圣意，心领神会。
不久，朝堂之上，便有御史风闻奏事，措辞虽不若以往弹劾军权时激烈，却更为阴柔刁钻：“……北疆擅立‘汇兑券’，商贾趋之若鹜，几弃宝钞不用。此虽便民之举，然长此以往，边地只知有‘券’，不知有‘钞’，只知镇北王之法，不知朝廷之令。货币之权，隐隐旁落，实非国家之福……”
此言一出，虽未引起轩然大波，却如一根细刺，精准地扎在了皇帝和部分中枢重臣的心头。病重的皇帝需要北疆屏卫边防，但更忌惮其脱离掌控。这种基于经济层面的猜忌，无声无息，却更为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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