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厂的晨光刚漫过青砖灰瓦，街上就已经满是人声。我攥着挎包带子站在“文宝斋”门口，漆红的木门上嵌着铜环，门楣上的匾额烫着金，看着比旁边几家铺子气派多了。深吸一口气，鼻腔里钻进老木头的霉味和远处地摊飘来的尘土气，手心里的汗把带子浸得发潮——这是今天问的第五家店了，要是再不行，奶奶的药就真要断了。
推开门，风铃“叮铃”响了一声。穿灰布短褂的伙计立马迎上来，袖口挽到胳膊肘，露出结实的小臂，脸上的笑堆得恰到好处：“这位同志，您可是来着了！昨儿刚收了幅沈周的山水，还有个康熙年的青花梅瓶，您要不要瞧瞧？”他说话时带着京腔，尾音往上挑，听着热络又不烦人。
我把挎包往柜台上放，手指都在抖，解麻绳时好几次差点把结扯散。蓝布一掀开，《山经考注》的深蓝色封面露出来，边角磨得发毛，封面上的毛笔字也褪了色。“我不是来买的，”嗓子干得像塞了砂纸，“我这儿有本旧书，想问问你们收不收。”
伙计的目光落在书上，伸手接过去时动作倒轻，粗粝的手指捏着书页边缘，一页页慢慢翻。纸页摩擦的“沙沙”声在安静的店里格外清楚，我盯着他的眉头，看见那两道纹慢慢拧了起来。“同志，实话说，”他把书放回柜台，指尖敲了敲封面，“这书是清代的没错，品相也算说得过去，但这种古籍市面上太多了，不算稀罕物。您看这纸，虽然是竹纸，可保存得不算好，边角都脆了，要是再早点来，或许还能多给俩钱。”
“那……能给多少钱？”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眼睛死死盯着他的手——生怕他伸出的手指头太少。
伙计没犹豫，伸出来两根：“最多二十块。您要是愿意，我现在就能去给您拿钱；不愿意也没事，您再去别家问问，估计也差不多这价。”
二十块。这三个字像块冰，“咚”地砸进我心里，刚冒起来的希望瞬间就凉了。我脑子里飞快地算：奶奶的止咳药一副六块五，二十块只能买三副，连十天都撑不住。再加上她老人家要吃的粗粮和补身子的鸡蛋，这点钱连塞牙缝都不够。低头看着柜台上的书，封面上“山经考注”四个字像是在盯着我，墨色里透着股委屈，看得我鼻子发酸，眼眶也热了。
“谢谢啊，我再去别家看看。”我把书裹回蓝布时，手指碰到书页，感觉像是碰着块烫手的山芋——扔了舍不得，拿着又没用。伙计“哎”了一声，想说什么，我没敢回头，攥着挎包快步出了门，生怕再待一秒，眼泪就掉下来。
出了“文宝斋”，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街上的地摊已经摆得满满当当，竹席子铺在地上，上面堆着瓷片、旧铜件、泛黄的书册，还有些一看就是新做的“老物件”，漆都没干。摊主们吆喝着，有的拍着大腿说“祖传的宝贝，忍痛割爱”，有的拿着放大镜给客人看“包浆”，声音裹着尘土往耳朵里钻。
我沿着街边走，脚底板磨得生疼——早上出门时穿的布鞋是去年的，鞋底都薄了，走在石板路上硌得慌。先进了“翰墨轩”，掌柜的是个戴眼镜的老头，翻了书没两分钟就摆手：“十五块，多一分没有，这种书我库里堆了一摞。”又去“宝古斋”，年轻的掌柜倒耐心，翻到最后说“二十块五，不能再高了，我这儿还要担风险，万一卖不出去呢”。
一家家问下来，太阳已经爬到头顶，街边卖冰棍的推着自行车路过，“冰棍儿——三分钱一根”的吆喝声勾得我口干舌燥。手往兜里摸了摸，那五块钱被我攥得皱巴巴的，边角都起了毛——这是昨天晚上奶奶从枕套里摸出来的，说让我饿了买个馒头，渴了买瓶汽水。可我舍不得，馒头能忍，汽水也能忍，要是把这钱花了，万一书卖不出去，连回家的车钱都没了。
走到街尾，路边的地摊更密了。有个摊主蹲在马扎上，面前摆着几本旧书，我凑过去看，有本《论语》封面跟我那本差不多，可一翻页，纸是新的，油墨味还没散。“同志，要书不？清代的《论语》，五十块，绝对值！”摊主凑过来，声音压得低，眼神却瞟着我挎包，“你那包里是不是也有老物件？拿出来我瞧瞧，保准给你公道价。”
我赶紧往后退了退，摇着头说“没有”，心里却发慌——这街上的假货也太多了，连我这种半懂不懂的都能看出来，要是真有人拿着宝贝来，说不定还真能被这些人忽悠了。再往前走，有个摊摆着几个“青花瓷碗”，蓝白相间的花纹看着挺像那么回事，可我蹲下来一看，碗底的款识歪歪扭扭，“大明宣德年制”的“德”字都少了一横，摊主还在跟客人说“这是宫里流出来的，要不是急用钱，我才不卖”。
客人是个穿中山装的老头，拿着碗翻来覆去地看，眉头皱得紧紧的：“你这碗不对啊，釉色太亮了，不像是老的。”
“您不懂这个！”摊主立马急了，嗓门也大了，“老瓷就是这样，越老越亮！您要是不要，有的是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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